[分享]学术道德，科学技术（zt XYS）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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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学术道德的捍卫者
陈翠萍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06-09 第02版)
走进邹承鲁院士家，保姆招呼我坐下，说：“先生在电脑上看文章呢，您稍
等。”邹老八旬有余，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上网阅读。一会儿，邹老在保姆的
搀扶下从书房走出来，因生病而瘦削，但眸子里依然透出睿智与正直。
为保科学界一片净土
与邹老交谈，自然地从他学术打假的话题开始。邹老说，“上世纪８０年代
初，我刚当上学部委员，和其他学部委员谈到学术腐败的事，大家都觉得这个问
题比较严重，应该在刚发现时就提醒大家注意，所以我们联名写了篇文章，是我
起草的。他们说你笔头比较快，你去写吧，写了我们签名，结果就写了。”那时
邹老年近花甲，逐渐地把主要精力投到了学术打假的行动中。此后２０多年，邹
老不断地发表文章，宣传反对学术腐败的主张。
在２００１年的“核酸风波”中，生产珍奥核酸胶囊的公司宣称核酸具有高
营养价值，甚至一些科研工作者也为“核酸营养”辩护。该公司也曾派代表找过
邹老，请他去“看看”。“他们可能是希望我说说好话，或者是保持沉默。”邹
老毫不留情地指出，核酸营养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商业炒作和学术道德问题。
同时，他积极参与制定规则，禁止中国生物化学学会会员参与商业广告。在学术
打假上，即使面对压力，邹老也不会顾虑太多。“刚开始时，不在意会有报复，
现在年纪大了，更不在乎了。”他坚持着，只为保科学界一片净土。
年过八旬的院士，成了反对学术腐败的“斗士”。邹老说，“年纪大了，已
过了科研的黄金时期，很多科研工作都是指导学生去做，宣传学术道德，也是为
科学尽最后一点力。”
科研，责任胜于荣誉
在众多的学术腐败行为中，邹老最痛恨“仗势署名”。“在自己并无贡献的
论文上署名，特别是利用职权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强行署名，是一种典型的
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邹老义愤填膺地说。
邹老讲述了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件事：在剑桥读书发表第一篇论文时，导师让
他单独署名，导师认为自己没有对论文做出突出贡献。而且无论署名与否，学生
的每一篇论文，导师都要亲自审阅，仔细修改之后才会送去投稿。邹老坦言，导
师的细致与负责对他影响很大。
国内某大学校长被卷入剽窃风波，因为他在学生剽窃的论文上署了名。“说
导师完全不知道署名的事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从事
科研、发篇科研成果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论文的所有作者都必须对
内容负责，主要作者也要先征得所有作者的同意，表明同意论文的结果和学术意
见。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也是严谨的科学精神。”邹老严肃地说，“美国曾经
发生过一些知名科学家署名发表的论文发生差错，甚至伪造数据等严重问题，对
科学家的声誉造成很坏影响。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不要随便同意在自己不熟
悉的论文上署名，也不要随意在自己的论文中署上知名科学家的名字。”
用诗词阐述科研路
谈及读书，邹老说当学生时老师经常让背诵诗词警句、古文名篇，虽然辛苦，
现在仔细回味却是无穷乐趣。如今８３岁高龄了，他仍能随口背出许多名句名篇，
甚至全篇背诵《琵琶行》。
“治学与做学问是相通的，王国维讲的三境界也适用于科研。”从打击学术
腐败聊到科研工作者的成长历程，邹老随口就用了几句诗词：“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也就是说人首先要立志，搞科研
也是如此，志向高远，才能坚持不懈地去探索科学的奥秘；“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词本来是讲爱情的，说一个人因为思念了心爱的人而日
渐消瘦，对待科研也要有这样的态度，踏踏实实的，耐得住寂寞，甘愿为科学奉
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搞科研的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功夫到家了，就会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古今中外做学问都是这样。
接着，他又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位日本科学家来他的实验室访问，结束后要
去一趟苏州，邹老很好奇，苏州并不处于学术前沿。日本科学家告诉邹老，自己
很喜欢《枫桥夜泊》这首诗，一定要去苏州住一晚，亲身体会一下诗中的意境。
谈到这儿，邹老问我：“这首诗你知道吗？能不能背来听听？”我心里有点紧张，
背完这首诗，邹老满意地笑着说“不错，不错”。邹老曾让自己的学生背，却有
一半的人背不出。他建议念理工科的学生读些诗词，提高素养，这样有利于全面
发展。
邹承鲁小传
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家。１９２３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１
９４５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５１年获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曾
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
常委。
(XYS20060616)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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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钱堆出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赵钱逊
二十多年来，我国一直把成果奖励作为衡量科研成果水平的主要标准，而且
由于各种奖励与成果完成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等直接挂钩，因此国内科技界一
直把争取高等级国家成果奖励作为自身的重要工作。目前国家科研成果奖励的种
类主要有自然科学奖、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类。在此，笔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
历，简要谈谈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争取历程。
我所在的是一个省级研究院。经过多年努力，我们育成了一个作物新品种并
有了比较大的推广面积。根据我们的了解和分析，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争取国家
成果奖励的水平。向院领导汇报后，立即引起了重视。院主要领导指示：一是将
该成果作为本院的重大成果来培育，以提升研究院的知名度，因为本院已经连续
10年没有获得国家奖励了；二是责成科研处和我们研究所组成专门班子配合课题
组从事争取工作；三是院拨付100万元作为争取国家成果奖励的专款，研究所也
要拿出相应的经费作为配套；四是为便于国家奖励的争取，责成研究所把本单位
相关的研究内容全部整合到该成果中，若出现人员排序争议，由院领导直接出面
协调；五是由研究院直接出面先争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根据院领导的指示，我们开始了国家奖励的艰苦而漫长的争取历程：
1、大力宣传
先后投资50多万元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了宣传，同时花费20多万元邀请与成
果奖励有关的专家和领导多次来我院进行了现场观摩、指导和参观，由于接待热
情、成果本身也具有一定水平，得到各位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为获得奖励埋
下了伏笔。
2、整合内容
整合了本单位近10年来相关的研究内容，使该成果看起来更加充实和有竞争
力。虽然整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争议，但院领导出面协调后很快平息，没有遇到
多大阻力。
3、成果鉴定
邀请了包括5位经常参加国家和省级成果评审的13位专家（3位是院士）进行
了成果鉴定，同时省内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司局级和处级领导也邀请来了10多位。
由于有意选择了一位与我们关系颇好的知名专家作为委员会的主任，且事先由该
专家对我们自己起草的鉴定意见进行了反复推敲，因此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该成
果被评价为国际领先，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只是事后算帐吓了我们一跳：13
位专家的鉴定费为2.6万元(2000元/位)，10多位领导的“关心”费2.5万元，另
外的礼品费2万元。专家领导的车船（软卧或飞机）、食宿（套间或单间）、参
观（有关名胜）和娱乐等费用7万元。短短的1天会议，花去了约15万元。
4、省科技奖励的争取
由于我们单位是省内最大的研究院，每年似乎都有1-2项获得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惯例，因此在院领导直接与科技厅领导和直接管理处室的协调下，很容易
就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期间花费的各种费用有30多万元。
5、国家成果奖励的争取
获得省内奖励后，很快被省厅作为重点成果推荐申报国家成果。由于国家成
果奖励涉及方方面面，因此整个过程十分复杂，花费也颇巨。国家奖励的大致评
奖过程是：材料申报—形式审查—网络评审—专业组会议评审—评委会评审—公
示—授奖。其中网络评审和专业组会议评审最为关键。按照这个程序，我们开展
的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步：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在第一时间内拿到了参加网络评审的专家名单。
为此，先后花费了10万元；
第二部：动用各方面的关系与每个网络评审的专家接触、汇报。先后花费了
15万元之巨。
第三部：在第一时间内拿到了参加会议评审的专家名单，由于这些专家多为
院士，一般人接触不上，主要由我们院领导直接接触和汇报，先后花费了20多万
元。
我们的这些接触和汇报收到了良好效果。许多专家当场表示这个项目是个大
成果；即使是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专家，由于多数并不熟悉这个具体的作物，也表
示我们的汇报有利于他们的评审。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课题组还开展了一
些外围工作，花费了20多万元。
在争取过程中，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甚至老领导关系等都派上了
用场。经过2年多的艰苦努力，我们如愿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课题
组成员，我们深知该成果的实际水平获得二等奖已经是令人满意的，但院领导却
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在向院领导汇报时一直声称该成果完全具备获得一等奖的水
平。院领导的结论是“我们的争取力度不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今后应吸取教
训”。
作为课题主持人，我有幸到北京领了奖，院所先后奖励了我20万元，只是我
没有好意思独吞，而是拿出5万元对帮助我们的有关领导作了表示，特别拿出5万
元对那位研究成果被整合到该成果中而排名比较靠后的一位年轻同事进行了补偿。
获得此奖后，所在单位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个人被评为劳动模范、学科带头人、
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人大代表、专家顾问团成员、博士导师等。目前院里正把我
作为院士的苗头进行包装，我也正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筹备申请第二个国家奖励。
但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每当回想起整个奖励的争取过程就感觉到心理
难受。这个成果的研制先后投入了不足100万元，而争取奖励却直接投入了200多
万元，虽然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但科技人员应该这样干吗？出名以后，我利用开
会的便利接触了多位获得大奖的专家，他们多数也和我有相似的经历。而且在与
评审专家接触时，我们也发现其他项目的完成人也正与这些专家接触，可以推测，
多数受奖成果来得都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让我得到任何安慰，作为国科技成
果技奖励体制的受益者，我更加感觉到这种体制的弊端和科技工作者的悲哀。和
大多数其他科研成果一样，一个品种育成后，推广应用面积和发表的文章等已经
可以真实、完整地完成了对该成果的评价，为什么非要把成果奖励作为最有效的
评价方式呢？科技人员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真正的科研创新上？
我公开这个过程并非要去追究哪个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也不仅是揭露另类科
技腐败，而是恳切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真实的事例了解我国现有科技成果技奖励体
制的弊端，共同呼吁改革这种体制，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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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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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
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邹承鲁
科学时报2006年6月16日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科学论文发表
总量飞速增长，已跃居世界前列，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近年来也明显增
加，表明我国科学家已经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处于世界前列的成果。但令人兴
奋的同时，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取得的少量世界水平的重大突破性成果，
多数仍是一些人力密集型或财力密集型的成果，而基于创新学术思想的重大突破
性成果却仍不多见。具体表现在：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对于我国仍然
是可望而不可及，这一切原因何在？现在到了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讨
论的时候了。
导致这种现状当然有诸多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我国现行科学管理体制不
利于重大创新性突破的出现。我认为，在管理体制上阻碍我国科学取得重大创新
性突破的原因，主要在于混同科学与技术，以领导技术的方法领导科学。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毫无疑问，
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二者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
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而一，
也许是我国的创造。我在1998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 in
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常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而“科技”一词就
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禁区》一文中(见
《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同意李
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多年的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到过
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令人遗憾的是，在重视科技的时候经常是重视了技术而
忘记了科学。
科学和技术既关系密切而又各具特色，在某些方面差别十分明显。应该根据
科学与技术明显不同的特点，给科学和技术以不同的对待。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
然界为对象，但严格地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
界中各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
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
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
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则侧重于利用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向
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生活的需要。虽然技
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还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脱离科学而自主发展，但时至今日，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总体来说是基于科学
的发展而前进的，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
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即新
技术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
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
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
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
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
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
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在构成生物
体的物质中，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
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
1953 年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一发现改
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
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与技术并没有直
接的关系。但是这两大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不仅分别
改变了随后物理学和生物学发展的面貌，并且很快激发了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
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
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
质基础的认识，已经成功地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
诊断和治疗某些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
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
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
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
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
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来认
识原子核的结构。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螺旋结构。如果我
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
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
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
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又有它的不可预见
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领域、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
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
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
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精心
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计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
据，利用已有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
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可能，包括人
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主要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
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
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
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
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
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从总体水平上说，我们现
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呢？可能还是一个见仁见智
的问题。
以上所述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
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
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的许多新兴的
分支学科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严格按照当时的学
科规划进行工作，就会错失许多新领域发展的良机，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
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
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
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
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
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在尼克松总统的倡议下，在
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完成的问题，但以美国的雄厚财力和世
界领先的科学力量，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完全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
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
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
的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的规划，也
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
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
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
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
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根据各个学科的发展勾画出其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
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
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形势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
会随之变化。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如果我们
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
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
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
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
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因此，
我们必须鼓励自由探索。科学发展史已经多次证明，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
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
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
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
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
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100项重大事件中名列
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
和 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
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
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和血管硬化的关系、
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
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联想到在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现在已经逐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
取代，其结果是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国民经济的空前繁荣，这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
在科学问题上，也不能再以领导技术的方法来进行领导。在科学上，应该在设定
明确目标的计划研究之外鼓励自由探索，逐渐增加对自由探索的投入，这和经济
上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必将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发展步
伐，从而取得重大创新性突破，造成我国科学的腾飞和空前繁荣，以支持我国经
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我并不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
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
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
区，应该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在技术上
可以并且应该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完成一些国家急需的技术而暂时搁置一些次要的
技术，即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在管理科
学问题上这样做就是完全错误的。
因此，我国科学管理在体制改革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像过去那样，以管
理技术的方式来管理科学。在强调计划的同时还应该鼓励自由探索。当前，在我
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规划中设定的热点项目的超强
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
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的，有的项目每年
在全世界的发表论文数高于我国有关学科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
际上已经充分开发的领域中有原创性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绝不是
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
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
的，我只是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原创性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还必须看
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新的热点出现。因此，
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
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我国科学家在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
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特别给以鼓励和支持。追踪热点和自由探索二者
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
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
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都需要长期积累。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一个辩证的统
一。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
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从后面跃居前列，因而给相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引起大量在相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争相拥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
起的局面，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新热点，这在国际科学发展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
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
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
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
经在积极进行，并且成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
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相位，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
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
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
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大学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
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
从天而降。
大家都读过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故事，
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现代科学也已经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了，不是靠
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了。现代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需要付出巨
大的努力，常常需要长期工作的积累，有时是个人工作的积累，有时甚至是一个
研究集体或几个研究集体几代人长期工作的积累，这就是诺贝尔奖为什么经常出
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些实验室的原因。
热点的形成既有其必然性，反映了某一领域在某一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
也有其偶然性，何时发生、从何处取得突破、由何人完成，都有一定的偶然性。
总体说来，突破只能发生在有充分准备的研究集体或个人，即发生在系统性工作
的基础上，因此应该强调发扬优势的重要性。一个研究集体或个人，都需要在研
究上有所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自己系统性工作的优势。在时机成熟时，这一
优势就可能转化为突破。正因为科学需要积累系统性的工作，因此把对领导干部
的年龄限制推广到科学家，对科学发展是有害的。科学研究工作毕竟不是强体力
劳动，应该鼓励科学家在思维能力仍然活跃并不断有成果涌现时继续工作，这样
才能鼓励我国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内有所积累，在形成系统性工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取得重大突破。
为了发展好科学，我国的科学管理体制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时候了，但
该往什么方向改革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相对应，中国的科技体制也该引入市场因素，鼓励自由探索，从由政府机构根据
计划控制科学项目，转向在科学管理中引入竞争优胜体制。只有提供一个自主创
新、自由竞争、自由评论的轻松环境，才能逐步造就中国科学的辉煌。
当前体制中最大的问题首先是，科学决策事关全国科学界，整个过程应如温
总理所说的增加透明度，完全置于在一线工作的广大科学家的监督之下。然而现
行的科技体制在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经费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一
方面，一线科技工作人员的意见未能得到充分表达。虽然在决策前也通常经过所
谓同行评议，但整个过程接受广大科学界的监督不够，如在同行评议中从同行的
“选择”开始，一些懂行而不听话的专家常常被推到不参与评审，并且没有发言
权的位置。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入个人因素，科技界的专业标准就会被人际政治
所替代。另一方面，同行评议既然流于形式，服务人员就反而成了统治者。一些
行政人员过多参与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等，进而操纵或影响
决策的过程，从而对科技经费分配拥有过大的权力。更由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思
想的指导，常常把巨款投入当前虽然是热点但将来发展并不明确的少量课题上，
一些重要而在我国又有一定基础的课题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支持。
这种错位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是科技界腐败、浮躁、低效和错误的根
源之一。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以长远眼光从根本问题着手，建立一个良好的、透
明的科技体制，把科技决策置于在一线工作的广大科学家的监督之下，这样我国
国内的优秀科技专业人才才能够脱颖而出，那些充分发挥自己创造性的自由探索
可以得到必要的支持，使他们得以专心致志地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
总体来说，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从传统人治转向竞争优胜体制，也即
真正按照有关科学家的专业水平及课题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和优
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体制。而迈向这样的机制，首先需要给政治领导、专家和
行政人员以更加明确的定位。具体来说，它有三个原则：其一，政治领袖可以依
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并将其分成
几大类。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技术课题。
其二，有关科学发展的决定等主要由各领域的专家来做，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专家
名单应该向全国科学界公布，他们只评审他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
其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的专家来做，行政人员应该回到为科学发
展服务的地位。
中国科学向何处去？其实需要进行改革的又何止科技领域？当前社会所蕴藏
的极多的危机都在呼吁改革。整个中国的科学界都在问：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
科学将向何处去？
我深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科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XYS20060617)

宋涛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应该是科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读邹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一文的感想
　　圆明园青蛙
　　（邹老是本人真心尊崇的少数老前辈之一，本人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学识水
平来评论邹老的文章。但读了邹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一
文之后，实在是认为邹老关于“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的议论
还是没有把问题说到根子上。本人当然能够体会到由于邹老所处环境的原因，有
些话邹老可能想到了但却不便直说。现将本人的感想简述（为了不给［新语丝］
添麻烦，点到为止）如下，供网友们思考和批评。）
　　一，关于科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科学的持续生命力在于不断地提出科学新问题。从科学的本性来看，最重要
的科学自主创新应该是新问题，新概念，新方法论的提出。而新问题，新概念，
新方法论的提出，首先是源于科学家们的个人科学兴趣。对于科学新问题，新概
念，新方法论的探索，对于科学问题，概念，方法论的重要性的讨论，以及对于
科学问题解决方向和科学发现成果的讨论，都需要一个允许科学家们自由自在地
思考和议论的环境。因此，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应该是科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对于科学家们的思想言论自由的干涉甚至限制，不但不会促进科学自主创新，反
而会导致科学的停滞甚至倒退。纵观世界科学史，那些出现大量科学新发现的年
代和环境，无不是思想言论自由相对宽松的年代和环境。而对科学家们的思想言
论自由的干涉甚至限制而造成的恶果，回顾一下当年苏联李森科和我国马寅初这
两个典型实例即可。
　　二，关于“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
　　邹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一文的主要结论是，“导致
这种现状当然有诸多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我国现行科学管理体制不利于重大
创新性突破的出现。我认为，在管理体制上阻碍我国科学取得重大创新性突破的
原因，主要在于混同科学与技术，以领导技术的方法领导科学。”“我国科学管
理在体制改革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像过去那样，以管理技术的方式来管理科
学。在强调计划的同时还应该鼓励自由探索。”
　　本人认为，科学研究，从科学的本性来看，应该是以科学家们个人为主体的
自主性行为。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自主性行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的“管理”
和“领导”。这里的关键便是保证科学家们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大规模科学研
究项目的实施中，研究项目的进程的确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划和监督，但这种规划
和监督也应该由相关科学家们自己来实施，而不应该由任何政府以政府行为来
“管理”和“领导”，无论这种“管理”和“领导”是以什么方式方法来进行的。
本人也认为，尽管目的不同，技术开发在实质上和科学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
样应该是主要以工程师们个人为主体的自主性行为，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进
行，而不应该由任何政府以政府行为来“管理”和“领导”。
　　本人认为，“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在于，在
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面，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大多都不是在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有根本保证之下的，首先源于个人兴趣的自主性行为，大多都已经偏离了科学研
究的本性而成为首要目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政治性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少
数成功的科学自主创新仅仅是偶然而已，没有出现大量的真正成功的科学自主创
新则是必然。（顺便提一句，在对教师任务有明文规定的我国许多大学，大学教
师的首要任务也未被规定为教授学生科学知识。）
　　解放初期，大量的留学生从欧美回到新中国。其中当然不乏为我国科学事业
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前辈们。但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从这些归国留学生整
体来看，和当年留在国外的他们的同学们相比，学术水平和成果的差距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到世界各先进国家学习。二十几年来，不少
当年的留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已经作出了并且还在继续作出许多
世界级科学自主创新成果。试想，这些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的留学生们，在
获取博士学位之后立即回国，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工作至今的话，能够有今天的
成就和贡献能有几人？
　　三，关于中国科学的前途
　　如果把时间的度量尺度定为百年，那么以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底蕴，本人
也和邹老一样地“深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科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但
如果把时间的度量尺度定为十年，那么本人悲观地认为中国科学的真正光明的那
一天离我们还实在是很遥远。至于悲观的理由，如果本人关于科学自主创新的必
要条件的上述议论基本不错的话，那么仅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就足够了。［新语
丝］，这个深受海内外众多中国（以及华人）科学家注目，爱护的，基本不深入
涉及政治，仅由方舟子先生个人及其协作者运作管理的小小网站（以及方舟子先
生本人），居然让一个管理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政府害怕到要采用现代技术手段
来实施网络封锁。仅此一例，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们看清问题的本质吗？
(XYS20060618)

宋涛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院士制度走向何处：非正常崇拜与学术贬值
2006年06月1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无论社会学者，还是院士自身，都已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对院士的非正
常崇拜。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非正常崇拜的背后是学术资格的贬值。更有学
者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
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通过了
修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新章程在“院士制度”存废陷入争论之时出台，
对社会上改革院士制度的诸多热议，既有所采纳也有所保留。
　　本报记者 袁婷发自北京
　　另一种非正常崇拜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日程安排中，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占了不小的比
例。这些活动包括各地机关、学校举办的各种报告会，当然也包括接受媒体采访。
　　6月14日上午9时刚过，何祚庥院士已在办公室准备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
采访。“现在刚好有时间，开始访问吧。”他对记者说。这位反“伪科学”斗士，
对于这些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既感到压力，却又不忍失去这些宣传科学的机会。
但此次记者采访的目的却不是宣传科学，而是就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愈演愈烈的
“院士崇拜”现象，探究院士制度本身是否存在缺漏。
　　近年来，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被学界、媒体和公众
赋予了太多个人专长之外的光环，俨然一位事事权威的全才。院士成了社会各界
争相追捧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各地方政府和单位为
院士提供种种优厚待遇，甚至评选院士成了一些省市和院校的政绩工程。这些做
法，表面上看，体现了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
题。
　　与何祚庥院士一样，许多两院院士都感受到了这种崇拜。这种崇拜如今正在
脱离学术的轨道而趋向于非正常。据了解，全国性的“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培育资
金”评审规定，项目申请需要两名院士或5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推
荐。院士于是成为类似的科技项目立项、科研成果评奖上的“香饽饽”。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当选院士之初的几年，几乎兼任过国家各种评审机
构的评委，但很快他就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单纯。
　　“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
‘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秦伯益院士无奈地说,“现在，
我是一个兼职也不接受，无关的应酬一概不参加。”
　　讲座、报告和项目评审还只是临时性的，有些部门为提高档次甚至不惜重金
引进院士。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告诉记者，不少高等院校对院士待遇有一套
潜规则，比如湖南科技大学引进院士时许诺，配偶随调，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
费、100万元科技启动费用，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等。武汉理工大学制定的
有关办法规定，引进院士每年只要在校工作两个月，将提供科研配套经费500万
元人民币，安家费50 万元(一次性投入)或18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以及每年18.8
万元的院士津贴。
　　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也在无形中加入院士崇拜的队伍。西部某省给12位在该
省工作的院士配发了国产别克专用小汽车。河南省在2004年已制定政策，规定省
属单位院士待遇不低于20万元，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
　　然而与物质利益上的崇拜相比，院士崇拜表现出的不平等话语权，影响更为
深远。顾海兵教授举例说，既然你是院士，你代表着最高学术资格，是否也代表
最高科技水平？如果你代表最高水平，其他人还有资格与你进行正常的学术争论
吗？当一个院士对诸如非典病毒下了并不正确的断言之后，除了有其他院士出来
指正，普通教授有同等的话语权吗？
　　遭遇学术资格贬值
　　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士学术资格的贬值。2003年，中
国工程院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
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
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据知情人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透露，2003年院士增选时，对院士的投
诉数量也达到历年高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更早的“核酸风波”“863项目申报黑
幕”“中科年会警车开道护送170名院士从机场直达宾馆”等学术不端事件。
　　对外，院士的负面新闻考验着社会公众对院士现象的包容度；对内，院士之
间的争夺也检验着院士对分配方式的承受力。顾海兵教授说：“院士当选后可以
进入争夺科研项目经费的圈子，如863、973等重大科研项目经费的分配，最后可
能演变成院士之间的争夺。而正是因为院士有资格进入这个分配的圈子，所以各
个单位也抢着争夺进入院士行列的机会。”
　　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一面是院士的社会负面新闻增加，一面是学术国际影
响力裹足不前。顾海兵教授分析，我国设立众多国家科技奖项目，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最高奖为一等奖)、国家科技特等奖，
其中最能反映国家科技水平的是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据
了解，近十几年来，绝大多数年份这两个奖要么空缺，要么仅有一种。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院研究员王扬宗分析中国院士制度的问题时引用了这
样一组数据。美国是发表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也是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多的国家，
两项指标都遥遥领先。英国发表的论文总数和高引用率论文数都居世界第二。日
本发表的论文总数居于世界第三，而高引用率论文居第四。
　　中国院士人数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倍。我国
的研究论文在1997-2001年发表115339篇，居世界第9位，高引用率论文达到375
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的0.99%，居第19位。以上数字包含了香港地区的论文
数据，由于香港地区的高引用率论文作者远多于内地，如果仅以内地论文计算，
我们的名次还要靠后。
　　顾海兵教授将院士崇拜中的种种问题归结为院士制度的弊端，他是废院士制
度论的强硬派。事实上，院士制度的存废之争早在2003年就已出现，2005年院士
增选之机，争论再度升级。
　　顾海兵教授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
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院士制度不改革，未来
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阻滞。中国院士制度不废除，中国的学术大师、工程大
师极不可能产生。”
　　增势如春笋 老骥也伏枥
　　王扬宗研究员说，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
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是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学部于1955年 6月正式成立，
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区别很大。当时之所
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
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
　　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
院院士。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达到528人。此后，中国科学院院
士经过5次增选，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数达到1027人。1994年6月中国
工程院宣告成立，目前，工程院院士达到了701人。在短短十几年内，中国工程
院院士人数直追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规模。
　　十几年之间，院士人数如雨后春笋般增加，持废除院士制度观点的人认为，
急剧增长必然导致门槛降低。对此，坚决反对废除论的何祚庥院士也承认：
“单纯谈院士人数多或少没有意义，关键是看院士的水准。而这几年由于院士人
数增加过快，水准下降，可以说院士人数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我国科学发展的速
度。”
　　王扬宗研究员认为：“院士崇拜更导致院士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被争夺，院士
数量大大超过了同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我国院士的平均资格
要求大大低于美、英、日等国的院士水平，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常常不在同
一层次。降低院士标准的恶果之一，是毒化学术气氛，滋长学术腐败。更严重的
是使我国科技界长期游离于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之外。”
　　与院士增速过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士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早在1990年
就纳入学者的视线。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
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在一次采访中说，目前工程院80%的院士参与实际
的一线工作。顾海兵教授提出，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在68-70岁左右，中科院院
士平均年龄在63-65岁左右，以这样的高龄参与实际工作并且还要保证代表中国
高科技水平，是难以想象的。
　　在解决院士老龄化问题的途径中，院士增选尤为重要。然而增选却成为近年
来院士制度屡遭诟病的一个导火索，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院士不应当再增选，
院士数量应由自然原因减少直至消失。
　　“院士”已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增选，是非院士身份的科研工作者获得院士资格的唯一途径。以中国科学院
为例，原《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
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
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近年来，院士增选过程受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所谓“助选”，
二是候选人的背景。顾海兵教授谈到增选弊病时，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院士
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更可以做领队。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推
荐候选人，类似近亲繁殖。他们年龄越大，弟子越多，势力越强，就越可能形成
‘学头’。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爵位制度，其山头性组织的产生或潜在
形成一定是必然的。”
　　对于这种指责，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沈
国舫并没有片面否定，他正面回应道：事实上，在评选过程中，对于一些助选现
象，一旦发现，院方会在评选中通报，涉及的候选人将不会被选为院士。今年就
有1例。工程院内部还设立有监督委员会，受理一些投诉。如果调查核实后，发
现院士确实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会作出相应的处理。
　　与“助选”比起来，院士候选人的背景是更为微妙的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报
道，某次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初审人员中，司局级干部以及大型企业主管近
50名。顾海兵教授调查发现，近年来校长、院长、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构的领导，
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公司总经理，都成为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
　　秦伯益院士说：“院士是个称号，是种荣誉，但不是职务，因此没有权力。”
既然没有权力，为什么人们千方百计想获得这个称号，难道仅仅是为一种荣誉吗？
王扬宗研究员认为：“实际上，近年来院士崇拜的直接结果就是将院士这种荣誉
称号与权力和利益紧紧联系到一起。院士崇拜是学术官本位的体现，院士拥有最
高学术地位，就会拥有声望和特权。”
　　院士光环背后的交易
　　法谚云：“权力滋生腐败。”经济贿赂是院士最常遇到的情况。一位工程院
院士透露，有人曾请他评点一份材料，材料送来后人就匆匆走了，这位院士发现，
材料里竟然夹着几千元钱。还有的人说汇报情况，临走时将钱塞在沙发垫下面。
间接的送礼方式则是请院士去考察，然后以鉴定费的形式送钱。通过利益拉拢院
士，再利用院士争取利益，院士这个最高学术称号却成为某些幕后交易的连接点。
　　从收入角度上说，我国两院院士大部分享受国家、省市以及院士所在单位的
“三重”津贴，但津贴数额并不大。据了解，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每月将
近1000元，院士年收入一般在10万元左右。很多院士到外地讲座的出场费就有
1000元、2000元，高一点到5000元。有人曾提出改革院士收入制度,沈国舫副院
长也曾公开表示，他认为，院士年收入达到10万元应该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作
出的贡献，年薪达到20万乃至30万元也可以，但最好不要到 100万元。
　　经济贿赂还不是唯一让院士感到尴尬的问题，最让那些诚心做事的院士气愤
的是，他们的学术价值不被重视。中国工程院谢友柏院士说：“有一次院士团应
邀去某省做振兴老工业的咨询，到了当地就有人请我们吃饭，招待非常隆重。但
到开座谈会听取我们意见时，省里主要领导却都走了，只留下一个副省长的秘书
做记录后汇报。”
　　谢友柏院士说：“社会上一些单位邀请院士去考察、咨询，或者重金引进院
士，实质上是为了抬高自己。一些高校和政府更将此异化成‘政绩工程’。”
重庆某项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就提出，准备一年拿出100万元，为10名正在培养冲
击院士的拔尖人才提供资助。院士称号获得不仅成为单位和政府奋斗目标，而且
这种目标还被硬性量化出来。
　　有所采纳和有所保留的非正常的院士崇拜就这样矛盾地显示着其双重性，一
方面表现为高薪邀请院士去当地客串讲座、咨询和引入，但另一方面，邀请人却
对院士提出的学术建议极不尊重。事实上，无论是支持院士制度，还是主张废除
院士制度，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院士制度亟待改革。
　　其中被热议的几项完善院士制度的措施包括：控制院士人数，改革推荐方式。
当出现自然或其他原因减员的情况后，才增补院士；取消归口初选部门与省市推
荐候选人的方式。此外，将院士荣誉与职业生涯分开。如院士到70岁后办理退休
手续，转为荣誉退休院士，有参加活动的权利但没有选举权和选举主席团成员的
投票权；第三是将科技项目资源的分配与院士脱钩，不在立项申请、鉴定评审时
因为院士身份而给予特殊的支持；第四则是规范院士报酬，现在政策范围内的补
贴仅数百元，起不到激励效果，而各种潜收入又造成院士收入的不平衡。
　　可以注意到，6月8日闭幕的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学院的新章程对于以上建
议既有所采纳，也有所保留。两院大会肯定了两院制度的贡献，并就建立更完善
合理的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建立对科学道德和行为的监督制度，促进整个
科技界诚信体系和优良学风的建设进行了研讨。
　　新章程将原“各学部参加投票选举的人数，应超过本学部院士人数的二分之
一，获得赞成票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
数依次当选,满额为止”，改成“获得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
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满额为止。”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许智宏说，希望新章程能在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
规范和推进学部工作、加强院士队伍建设、保持和提高院士群体学术活动上，发
挥更大作用。
(XYS20060618)

宋涛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汉芯造假学术腐败和中国新闻处理
　　VOA记者：东方
　　华盛顿
　　2006年6月17日
　　今天的话题是从汉芯造假谈中国的学术腐败。今天我们要请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现代中国研究杂志的主编程晓农博士分析中国学术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对策。
　　首先让我们来对比介绍关于中国汉芯的相关报导。
　　*“大突破”原是大骗局*
　　新华网2003年2月报导说：中国研制成功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
一号高性能DSP(即数字信号处理器）芯片，标志着中国芯片工业核心技术研究获
得重大突破。26日，上海市科委对这项技术成果进行鉴定，表明汉芯一号及其相
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而汉芯一号问世之后的三年期间，中国上海交大推出了汉芯二号，汉芯三号
等芯片。正当全国人民和中国媒体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傲视群雄的进步而自
豪的时候，这个所谓全部由国内设计、生产、封装和测试的汉芯项目被揭发出是
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最大，最恶劣，同时也是最拙劣的骗局。
　　*打假起于互联网*
　　在揭露学术腐败中，特别是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受到中国政府的
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互联网在中国起到了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作用。最开始揭发
汉芯造假的神秘人物就是通过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揭发文章引起民众和舆论关注
的。
　　英文把最先揭发丑闻的人称为whistle blower, 翻译成“吹口哨者”，不过，
这一声轻轻的口哨，在中国引发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改头换面 蒙混过关*
　　现在终于查明，陈进根本就没有设计制造过什么芯片。他送给国家学术机关
和科研机关鉴定的芯片是陈进于2002年8月托他在美国的弟弟从美国摩托罗拉公
司买来的。他找来几个民工把这10片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然
后找浦东的一家公司将表面光滑的芯片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
LOGO。
　　虚假的DSP芯片磨好后，陈进通过种种关系，加上了“由国内设计（上海交
大）、国内生产（上海中芯国际）、国内封装（上海威宇科技）、国内测试（上
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等种种假证明材料。
　　*假发明带来真实惠*
　　假芯片带给陈进的是真实惠。陈进一举成名天下知。陈进身上的桂冠和头衔
根据不完全统计有：上海交大教授博导；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
产权交易中心CEO；陈进还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如 “上海交大校长奖”、
“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上海市IT十大新锐”、“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
等荣誉称号。
　　更令人吃惊的是：陈进竟然蒙骗国家科技部用所谓的“汉芯系列DSP”申报
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甚至蒙骗国家总装备部申报了“武器装备技术创新项
目”，据中国媒体揭露，这不仅会造成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纠纷，而且会使中国的
国防工业深受其害。而陈进在项目申报材料上竟然写道，上海交大制造的芯片
“两年跨越二十年，中国的汉芯 DSP将取代美国德州仪器（TI）公司的高端
DSP”。
　　*定案前的反驳声*
　　在上海交大芯片造假案在互联网上沸沸扬扬之际，很多网友本着对中国政府，
中国学术机构，中国媒体的信任，根本就不相信网上流传的所谓汉芯造假的消息
是真实的。
　　特别是一些被称为愤青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的消息损害了国家
的声誉。
　　今年1月，上海交大汉芯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平息互联网上的风潮，发表声明
说：
　　“近日，在互联网相关论坛和网站流传有关“汉芯黑幕”一文，该文严重歪
曲事实真相，公司及相关个人的名誉已受到侵害，鉴于此，我公司郑重声明： 1、
汉芯系列芯片是汉芯团队全体成员经过长期地艰苦努力，逐步累积建立起来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汉芯系列芯片经得起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检测验证，
各项成果也已陆续进入了产业化阶段。该文所提“汉芯系列DSP芯片属造假”的
言论纯属捏造。2、该文提及的所谓汉芯获得了巨额的科研项目经费的内容根本
与事实不符，具体情况均可在相关机构得到证实。”
　　*身败名裂*
　　然而，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2006年5月12日，新华社终于发布新
闻，证实了互联网上汉芯造假的传闻属实。
　　新华社报导说：上海交通大学12日向新华社记者通报了“汉芯”系列芯片涉
嫌造假的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调查显示，陈进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
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以虚假科研成果欺骗了鉴定专家、上海交大、
研究团队、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委，欺骗了媒体和公众。
　　新华社报导说：上海交大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
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根据专家调查组的调
查结论和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有关规定，已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科研项目的执行，
追缴相关经费，取消陈进以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的资格；教育部决定撤销陈
进“长江学者”称号，取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资格，追缴相应拨款；国家发
展改革委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
　　*专家如何被搞定？*
　　这个处理结果，引起不少民众的困惑：陈进从美国买回来的芯片，如果说能
够欺骗媒体和公众，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么简单的骗术，怎么能骗得过鉴定专
家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中国官方媒体的说法：“由王阳元、许居衍、邹世昌院士、
863专家组组长严晓浪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在鉴定会后认定，‘汉芯一号’及其
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些专家，院士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本学科的头面人物。据中国媒体报导
说，陈进曾经说“这些鉴定专家都搞定了”。他是怎么搞定这些专家学者的？其
中一定有很多中国媒体没有，无法，或者不愿公开报导的内幕细节。
　　*程晓农：中国学术造假成风*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在接受对比新闻节目采
访的时候分析说，中国学术造假，不仅仅是一个陈进，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程晓农：“产生中国学术腐败现象的原因非常多，首先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制度里头，有严格的官本位的制度。中国的大学教授追求的，不是成
为一个真正的，真诚的学术研究工作者，而热衷于追求官位。要当院长，当系主
任，当某某中心的主任。为此不断地寻找证明自己成就的机会，包括发表学术成
果。
　　“很多的大学教授为了得到行政职位，得到行政职位就能得到资源，因此他
们就和大学的学报的编辑相互沟通，甚至相互勾结，出现很多大学学报的版面是
要拿钱买的，就是几千块钱发一篇论文。”
　　*60%博士侯选人做弊？*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5月16日就中国学术腐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
一项研究发现，60%的博士侯选人承认剽窃和贿赂。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说：“对于中国的科研人员来说，陈进事件虽然
令人尴尬，但也实在太平常了。还有其他造假事件正暴露出来。中国高校剽窃、
伪造和腐败现象根深蒂固、司空见惯，虽广为人知，却普遍未得到监管和惩处。
　　科技部最近对180位博士侯选人的研究发现，60%的人承认曾经剽窃，同样比
例的人承认曾经施以贿赂来换取论文发表。”
　　*家丑放在周末说*
　　中国保险报的鲁宁发表文章，对中国媒体对这个事件从简报导表示不满。鲁
宁在文章中说：中国官方媒体在汉芯造假事件引起海外媒体广泛反响之后，不得
不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报导了这一新闻。但是，有关“汉芯”造假的新华社电
讯通稿精心选择在周五发出，因为各报刊欲刊登此新闻只能在周六。这个时候，
大多数读者正在过双休日，报纸的阅读率最低。等到又一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新
报纸上的新闻已经足以取代读者对这一新闻的兴趣，从而把这条负面新闻的影响
减低到最少。
　　鲁宁写道，中国官方媒体在处理汉芯造假的负面新闻的时候，通常做法都是
“从简”，绝大多数读者阅读后会感到“吃不饱”。
　　而当初“汉芯”研发“成功”的新闻，中国媒体则是铺天盖地地报导。
　　鲁宁评论说： “汉芯”造假，说怪也不怪，假烟、假酒、假药，假学历、
假文凭、假政绩、假干部，神州何处不掺假？
(XYS20060619)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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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
　　邓程
　　（一）学术为什么腐败
　　对于中国学术的丛生腐败，整个中国社会都束手无策，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
的一大奇迹。不仅如此，各界人士对作为社会焦点问题的学术腐败，至今却连腐
败的根源都还没能找到。
　　许多人以为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道德人心的堕落。这又和社会大环境相关。
消费社会激起人的贪婪心，腐败的社会现实给人以耳濡目染的熏陶，膨胀的名利
欲望使学者铤而走险，干起了腐败的勾当。
　　许多人认为是量化的评价体制使然。既然现在的评价体系是唯数量是问，职
称、名声、地位都和论著数量相关，然而做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时间
不可能既快又好，那么学者自然逼良为娼，逼上梁山了。
　　更进一步的分析，人们认为学界的官本位制度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主要原因。
同时由于学官们自己也腐败，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 又因为本身不正，所以无
法正人。
　　许多人为学术腐败开出了药方。无非是改变学术评价方式啦，加强自我道德
修养啦……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要改变现在的学术官本位制，去除学术
外的行政干预。许多人倡议，把权力交给学者，加强同行评议，具体的还有教授
治校，把出版社、期刊都交给学者去办，编辑只干杂务，没有审稿权等等。总之，
是要扩大学者的权力，让学界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王国。这样，学术腐败就会自
然而然地消失了。
　　这些说法全部是似是而非、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现在学界的权
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所谓的行政干预，在学界内部早已并不存在，相反，学
界正是充分利用了行政权力，而且行政权力已经基本移交给了学界。现在进人、
挖人、用人、留人、评审、职称，凡是有关名利地位的事情，不都成了学界内部
的事务了吗？现在出版社、期刊、报纸、电视台不都已经成学界的后花园了吗？
之所以要树立这样的一个假想敌，有文人的狡黠在内：一方面继续要权，同时给
公众塑造桀骜不逊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
　　学者在今天，已经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学术界的全部权力，他们已经严严实实
地控制了全部的学术资源，他们和行政体制是一而二、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密不可分的。
　　而这，正是学术腐败的根源，也是社会各界为什么对学术腐败无能为力的原
因。
　　（二）百年前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和权力的转移有直接的关系。
　　上个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从一个期刊开始的。这个刊物就是陈
独秀办的《新青年》。由于当时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政府无力控制思想界。
而大学的兴起，又给学界有了一个集结地，而最关键的是，报刊杂志的兴起这一
新生事物，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攻防兼备的文化阵地，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一帮只知道立正稍息打枪放炮的土包子。他们完全没能
理解期刊杂志报纸出版社对于这个社会的革命性意义。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无
能，但他们能说会写，有鼓动性。一旦给了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就会显示他们
善于宣传鼓动的特点，得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所谓知难行易，行动也就在其
中了。然而北洋政府完全不懂这个道理。于是学者们通过自由的出版制度，全面
接管了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力，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
中国近现代史。
　　从此以后，社会权力的关键的一部分，即文化思想舆论的权力，就转移到了
文化界。在近代以前，思想舆论都被控制得很死，也没有什么可控制的。人们也
接触不到什么印刷品，印刷品也是科举范围内的东西。读书人根本接触不到什么
新思想，只是通过科举考试，侥幸当个官，背诵圣人之言，代圣人立言而已。这
样的时代，连死水微澜都不可能出现。
　　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一直是学术界的黄金时期。这时，对出版物几乎没
有限制或限制很小，使得文化界畅所欲言，真正实现了言论的自由。最关键的是，
正因为没有限制，所以也不存在垄断，任何一派都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垄断资源。
这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短短的三十年，为中国贡献了一个世
纪中最优秀的学者、作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辉煌
都来自这三十年。这时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不依靠行政权力，这是一个既有权
威又没有权威的时代。鲁迅一代宗师，可不服他的大有人在，而且可以公开叫板，
也可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公然对抗。这在当代，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
　　（三）权力的再转移
　　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再一次接管了学术权力。不过这一次接管的是行政权
力。这一次接管后的权力远远地超过了百年以前，这一次学界的权力是一种垄断
的行政权力。在今天，学界不仅控制了出版社、期刊社，而且势力还渗进了报社、
电视台。这种权力和百年前的权力大相径庭，在结构上二者有很大差别。百年前
的学术权力是分散的，非行政的，现在的权力是行政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被少
数人垄断，学界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也认为：“权力倾向于腐
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2）这些名言对中国学术界就好像量身
定做的一样合适。因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不管中国学
术界外部和内部，都没有直接的互相制约的权力，中国学术界的权力的集中程度
跟中国社会其他领域相比是惊人的。
　　就因为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
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排斥异己，打
击新锐，压制言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自己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善良的人们总是不理解，王铭铭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剽窃？他有名，有地位，
北大的教授、博导，也不缺钱，他还要什么？有人说，王之所以抄袭，是因为评
价体制的问题，他骑在一匹快马上，停不下来，只好剽窃。这样的言论真的很无
耻。其实，王抄袭的道理很简单，四个字：肆无忌惮。正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在学
界横冲直撞惯了，才根本不把抄袭当回事。我抄了，是的，没错，又怎么样？你
奈我何？可不是吗？王铭铭不是照样当他的教授吗？王铭铭之后不是有无数的教
授博导继续抄袭，继续屁事也没有吗？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学术腐败的根源吗？
　　如果不致引起众怒的话，我要说，剽窃还不是最严重的。学术腐败的最严重
的表现方式还在权威们对学术的严密控制，对学术异己的残酷打击，压制学术创
新，进行学术专制，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的癌症。学术专制的危害不仅仅是对现时
代，它还培养学者的奴才性格，遏制民族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
大公害。
　　（四）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许是中国学术死里逃生的唯一希望。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学界鞭长莫及，在学界的领地之外，一下子出现了一大块无法控制的空白。
这就使得学界的绝对权力一下子有了松动乃至瓦解、崩溃的可能。
　　有许多“学者”为此痛心疾首。批评互联网是泡沫，批评互联网没有权威。
最可恨的是，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夜成名，挡也挡不住。还有，剽窃也不那
么利索了，因为打假网站也起来了，而且支持者众多。虽然剽窃被人揭发也没有
实质性的后果，毕竟也挺丢人的。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魑魅魍魉都无可遁形，一
切假权威、伪君子都将原形毕露。
　　互联网使真正的创新成为可能。创新之作有机会躲开权威压制，与公众见面
并产生社会影响。学者们能控制传统的学术媒介，他们的手再长，也不可能控制
互联网。虽然互联网开始可能鱼龙混杂，但因为互联网的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
优胜劣汰，权威可以自然形成，而且权威也不可能形成垄断。这和学术界高度集
中高度垄断优汰劣胜的机制是完全相反的。
　　我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热切地期望又一个文化的春天降临古老的中华
大地。
　　注释：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2）〔美〕Ｅ·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1999年版，第347页
(XYS20060620)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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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做客央视《决策者说》时表示———
汉芯造假是科技界的悲哀
2006年06月17日北京青年报
　　昨晚，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做客央视《决策者说》反思科技体制。针对此前发
生的汉芯造假事件，徐部长表示愤怒和痛心。
　　主持人：针对汉芯造假，我们听到了学校的处理，听到了媒体的声音，从科
技部的角度来说，如何给此事定性？
　　徐冠华：我们接到举报以后，立刻商议有关部门成立了调查组，组织专家进
行调查，当然我们希望有个好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造假。
我们非常愤怒，也有几分悲哀，因为我觉得这是科技界的悲哀，我们一些年轻人
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以至于走到在科技上、科研成果造假的这样一个地步，我
们确实感到很痛心。
　　主持人：在汉芯的论证以及最后的比如说在验证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专家
都参与其中，而且它也顺利通过了，这是不是更让人难过？
　　徐冠华：我认为有些造假，有很强的隐蔽性，比如陈进的造假，我和我们一
些参加鉴定的专家交换意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跟我讲，在他们想
象的范围之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有人竟然能够把芯片给磨掉，然后打上自己的
标记，这样一种最简单的，但也确实是厚颜无耻的手法，我们确实没有想到。
　　主持人：给我们反省的东西是什么，哪些东西是我们要解决的，哪些是需要
警觉的？
　　徐冠华：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事件，
当然一方面我们看到学术造假的事情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在中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感到如果不采取措施，有
可能愈演愈烈。如果从大局上来考虑，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
来考虑。因为中国的科技体制在原来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或者是一种大锅饭的
体制，国家下达科研任务，研究院所从事研究，把成果转换给相应的国有企业，
这样大家都有饭吃，都有活儿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科研体制内引入了竞争
体制，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给科研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活力。但另
外一方面，我们确实对于如何操作和运用竞争的体制，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缺
乏经验，准备不足，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既然要竞争，就要有评价，我们的问
题就在于，我们把面向市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和高技术的探索性研究用同一的
评价体系来支撑，因此造成了鼓励浮夸的空间。对于面向市场的研究，我想最终
的标准是市场竞争力，对于探索性的研究，水平很重要，科学技术的水平，包括
发明的专利、论文的水平等等，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把很多面向市场的研究，
用一些技术指标来衡量，而这些指标往往是不能够反映它的市场竞争力，就像我
刚才讲的，它的技术指标很好、很先进，但是成本也很高，有的技术指标很高，
但同时它是手工刻出来的。简而言之，就像现在的汉芯是贴出来的，它可以不受
市场的检验，那当然就出了问题。
　　主持人：像陈进这样的问题是出现在学校里，因为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
境中，不用太远地考虑市场，假如他要是在企业里搞芯片，马上就要投产，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吗？
　　徐冠华：不会。问题就在这里，我在考虑汉芯成果的时候就想到，如果我们
坚持提出的取消鉴定会的办法，让市场去检验，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想
在我们的评价体制当中出了问题，实际上这又引申到一个更广泛的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科技在解决国家竞争力，提高国家竞争水平方面，应当再一次重申我
们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这样一个方针。
　　■供稿/央视《决策者说》栏目
(XYS20060620)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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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之迷
郭松民
2006年06月19日光明网
    最近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原因就
在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这使他们垄断了过多的学术资
源，而他们并不真的具备与其所享有的崇高学术地位相称的“学术资格”（6月
1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关于这个判断，我有一个很感性的印象。前段时间，我到一个二类本科院校
办事，发现和陈旧的校园相比，两座白色的“院士别墅”分外刺目。一问才知原
来这个学院外聘了两位院士，每年提供给院士的工资等劳务费用约100万元，相
当于全院90名教师的全部工资。而院士仅仅在2004年来了3天，2005年没有来，
2006年来不来还不能确定。听完了介绍，我感觉这两名院士像两只硕大无朋的吸
血水蛭，这所学院的血就这样被他们吸干了，生存尚且成问题，“创新”就更谈
不上了。
    院士为什么会受到这样“非正常的崇拜”？我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需求定
律”：虽然近年来中国院士的供给大大增加，人数已经“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倍”，但相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来说，他们仍然是一
种“短缺商品”，有点像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但火车票的价格至少还在形式上经
过了听证，而院士的价格却完全是随行就市，这就是他们能够漫天要价的原因。
    但我随即对这个判断产生了怀疑：火车票至少还是有用的。但如前所述，院
士的学术资格和他们享有的学术地位并不匹配，换言之，肯定存在不少学术资格
优于院士，但却没有院士头衔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市场，和院士们进行一
场“价格战”呢？
    这恐怕就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了。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阿德勒做过
这样的结论：“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简言之，人们
要想进行一项物有所值的消费，是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的。比方说，你要想欣赏
高水平的歌声，那你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声乐知识，还要对所有歌手的情况有深
入的了解。但如果懒得费这样的工夫，那就干脆去听歌星的演唱会----这样选择
歌手的“交易成本”就被节约了。
    人们对院士的追捧，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对大学校长及其他官员们来说，
要找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才，要付出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因为你不仅要对
最前沿的科研成果有深入的了解，还要对学者个人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但找院
士就可以将这些交易成本全部都节约了，哪怕他什么都不懂呢，反正他是院士！
    可以说，正是人性中存在“懒惰”的天性，才导致了“对院士的非正常崇
拜”。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知道是会感到悲哀呢还是感到高兴？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是：人们为什么对院士头衔的追捧超过了对学术资格本身
的追捧？这不等于干了一件买椟还珠傻事吗？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要的本来就不是“学术”，而是学术之外的“政绩”、
名声、经费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又在于学术对权力
的依附：学术本身没有意义，仅仅是在它能够作为权力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时，
才是有意义的。
    现在有人要求取消院士制度，这我是赞成的。但如果学术的依附地位不改变，
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新的“没有院士的院士制度”：因为既然学术本身不是目的，
那么在学术方面花太多的学习成本就是不合算的，因此“院士制度”的替代制度，
就一定会不可阻挡地出现。

(XYS20060620)

无知者无畏

这种事网上说说可以，平时可不敢。

itslu

“用金钱堆出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真的是倒出了实情，但愿这篇文章能唤起更多人的科研良知。科研真的很难做到顶天立地，利益的诱惑，职称的评定，心理的不平衡，地方主义的保护等等因素都在催生着大家报奖。每个单位都有各自的奖励政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0万，等等，其实初衷都是好的想法。
顺便问一下哪位下载了今年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受理名单，曾经在国家奖励网站上公布过，www.nosta.gov.cn

lovellhe1

多数情况下：天下乌鸦一般黑！！
明哲保身，能做好自己的事就算是万幸了！！
从生命的意义而言，都无所谓！！！

gougou06

新语丝的网页已让封了,我们还能从哪看到上面的文章?以前看新语丝 是我的习惯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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