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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14 17: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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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惊世骇俗的预测：十年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中国
[这个贴子最后由周华在 2005/03/14 05:53pm 第 1 次编辑]
主贴是这次访谈的一个摘要，下面是完整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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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是何新于2000年3月8日接受《华声报》记者采访的一篇独立谈话。此文曾摘要发表于2000年3月/4月的《广角镜》杂志（香港版）。
我国经济当前遇到什么问题？
2003-12-18 19:54:00
1、中国需要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学
2、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及发生原因
3、中国威胁论的经济含义
4、股市圈钱的奥秘
5、金融突击和掠取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
6、中国发展需要寻找正确的理念
7、安国务求治本
8、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
9、较理想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
10、中国应当制订自己的全球战略
11、网络殖民与网络安全
12、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
1、中国需要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学
记者：在中国学术界，您充满了争议与传奇色彩，一向有“异端”之称，“斗士”之誉。但这十多年来无论是分析世界发展格局，还是纵论中国发展方向，您的许多建议还是被高层采纳并转变成政策现实。目前您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何预测？
何新：我没有你讲的那么“传奇”。
记者：我研究了您的《经济政治论文集》。我注意到，实际从90年代初以来，您一直在讲，新古典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
何新：中国的经济学具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务实的传统，这就是体现在毛泽东、陈云等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制订原则的务实的政策经济学的传统。还有一个是理论经济学的传统。较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的纯理论具有理论脱离经济实际的缺点。脱离实际有两种方式。改革前引入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而改革后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个玩弄抽象模型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所以实际上，中国至今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学。
记者：你认为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与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是本质相同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二者是对立的。
何新：苏联流派的意识形态，与英美流派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二者虽然理论看似相反，本质却非常相似。这也是一种“对立统一”。
它们之间的确互相批判，互相反对。但那只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话”，两者都错，而并不意味着此对彼错。
它们都是以主观意识形态（所虚拟的某种理想经济模式：前者是中央计划经济，后者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来歪曲经济生活现实。近代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独立的经济学体系。由于近代中国经济的长期长在一种不发达地位，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一直都是小学生。改革前人们迷信和模仿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后迷信和模仿萨缪尔森一类新自由主义。立场从左转到右，但一直都是相信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伪科学）。
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讽刺当时的德国经济学说，“他们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零售外国大商行洋货的小商贩。”（《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马克思的这个批评有点片面，实际上当时德国已形成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国民经济学。是极其重要也很有特色的。但这一批评倒是与我国经济理论的现状有所贴切。因为中国至今还从未形成切合中国国情和政策需要的原则性经济学体系。运用错误的理论必然发生错误的导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9-1990年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困难的实质判断失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认为当时发生的物价上升等经济困难的原因，是由于经济过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一观点一再被写进1988-199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失误在哪里？
何新：其失察在于，把由于物价一揽子放开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当成了通货膨胀。我在1988年-1989年也曾产生过这种错觉。到1990年，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判断错误。这实际上是源于1988年我的一个理论失误。
记者：您的？
何新：是的。1988年，我在《经济学周报》及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组针对赵紫阳发动的取消价格管制政策的批评文章，题目是"由通货膨胀看经济改革失败原因"。在文中我明确地针对当时经济形势而引入“通货膨胀”这一概念——此前很少有人主张社会主义也有通货膨胀。文中说：“我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发生的物价上涨现象，是由于经济推敲和政策失误而导致的一种恶性通货膨胀。而并非一种合理的、出自周密计划，从而方向及后果可以受到良好控制的良性物价改革。”又说：“根据通常的定义，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大幅度地普遍增长。”（《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13页）。这一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最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是我在经济学问题上最早发表的言论。在这一组论文中我所针对的物价上涨，也就是张五常、弗里德曼在1988年初向赵紫阳所建议并被采纳，令张五常为之“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估计到可能由此引发社会动乱的所谓“一揽子放开（一步到位）”，“长病不如短病”的“价格改革”方案（参阅本书第16页）。我的批评当时成为来自理论界的一种公开、有力的不同声音而震动了高层领导，引起了高层对这一改革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的警觉。但是另一方面，我当时的立论是立足于对“通货膨胀”以及“需求”、“总供给”等经济概念的一种不确切的理解。
记者：为什么？
何新：通货膨胀是有特殊涵义的概念，通货即货币，货币超量发行过盛，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是价格上涨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可以有多种原因引起价格上涨，例如灾荒之年，即使货币没有增量发行，由于供求出现缺口，也会出现物价上涨。这种价格上涨的原因并不是通货膨胀。1988-1989年发生了物价混乱和物价急剧上涨。其直接原因是当时的价格政策发生了突变，并非超量发行货币造成了价格急剧上涨，因此确切地说不是通货膨胀。80年代的经济学家似乎普遍没有真正搞清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这两个概念都是货币资本的概念，而非关于实物供给的消费概念。因此不仅常常误解和误用这两个概念，而且有时是在反义上将其误用。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89-1990年更深入地研究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后，才意识到这种误判的（1990年7月－9月致李鹏总理的信，参阅《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07页）。当时人们没有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早在1988年-1989年的经济中，已经发生了工业库存的巨量增加和企业资金的周转困难。这种周转困难当时表现为现金荒（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呆坏帐增多（潜伏着金融危机），以及民间利率高企即高利贷经济的扩张。就是在这种资金短缺的背景下，才发生当时沿海地区的一系列非法金融集资活动，包括“抬会”形式的民间高利贷。“抬会”又称“老鼠会”，是流行在东南沿海区域的一种民间高利贷金融组织。中国众多的企业主要是依靠贷款而不是利润在维持运转。而国家则以不断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着经济的成长。
记者：价格上涨一般被人们认为是通货膨胀。而资金短缺则意味着通贷紧缩。这是两种相反的经济现象。在1988-1990年，中国发生的情况究竟是什么？
何新：这一点我下面再解释。但是人们之所以误用这两个概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正迷恋于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他们相信科尔的“瓶颈”理论，相信只是由于计划体制的不良，造成对于生产的供给瓶颈、资源配置不合理，因此计划经济中总是存在“供给小于需求”。错误的理论导致对于形势的错判。1989年以后出现的“货币荒”，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短缺，是需求不足的明证。这种需求不足发生的机制，是由于生产部门产成品不能在市场上找到有效需求。从而转化为货币和利润，使货币不能顺畅回流到生产部门完成货币运动的循环而造成的。国家及银行投入生产部门的源源不断的货币物资流，在生产部门都转化为产成品的巨量积压库存，这就是生产过剩。但另一方面，生产规模还在财政赤字及信贷供给的支持下不断扩张，终致造成资金、资本物供给的巨大缺口。表面看是供给不足造成危机，真正的根源，却是由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投资无法增值和回收）。
记者：我注意到，你很早指出了中国经济循环中的涨、落周期问题，及其与政治周期的关联。经济周期的问题虽然并非你最早提出，但你是把生产过剩和生产力过剩这一机制与中国的国内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作分析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何新“论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收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03页）。
何新：我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不仅同样存在经济周期，而且其机制与市场经济中具有本质的相同。只是由于受到一系列约束条件，在现象上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把本质与现象区别开。改革前有四句顺口溜：“生产报喜，仓库报忧。银行忙贷，财政虚收。”反映的就是这种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的需求不足。存货的剧增，汲干了大量资源和资金。表面反映为投资需求扩张，实际却是市场需求不足，以致生产部门资金回收困难，利润下降或无利可图。 当国家提出“治理整顿”而以紧缩货币政策中断生产企业货币供给源时，经济循环即不能继续进行，于是往往发生紧缩效应导致的经济衰退。
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出现通货紧缩，因之而发生“三角债”——债务链的断环。而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缺乏对工业经济是一个连锁性货币及物资流动循环的认识。只从表面上看所存在的原材料及能源缺口，即所谓“供给瓶颈”，因之而提出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诊断。 根据这一诊断，国家必须立即收缩货币供给（实施货币紧缩政策，这是典型的弗里德曼式的货币主义政策），同时应该囤积物资，限制出口。这就是“治理整顿”。这是一种由误诊出发而开出的错误药方。从而使1989-1991年中国经济跌入了衰退的低谷。（同一类型危机，也发生在继1992-1995的房地产投资高峰之后的金融紧缩时期。）这实际是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反映到政治层面和政治斗争中，这就导致了1989年的事变。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并未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的国民经济中都仍然继续存在。
2、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及发生原因
记者：你认为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机制，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机制，是否有所不同？
何新：在表现上是不同的，但在本质上却具有相同点。例如，80年代国内流行匈牙利科尔内的所谓“短缺经济论”，这就是一个极其表面化的虚假概念。“短缺经济”只是现象。它有时反映的往往是通货膨胀，有时反映的是通货紧缩。不可笼统而论，也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表现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不表现在投资者由于无利可图而收缩（凯恩斯所谓“投资流动偏好降低”，“流动偏好是一个晴雨表，它显示出我们不信任自己关于将来的计算和常规的程度”，原文见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转引自哈里斯《新经济学》，1947年英文版，第187页。），而表现在国家财政超收入扩张，以至出现赤字。经济的高峰期往往出现赤字财政。直到财政不堪重负无力扩增，出现资金困竭，遂导致国家金融（信贷）和财政政策的急剧收缩（紧缩）。
在高峰期的财政赤字往往导致两种后果：（1）社会持币过量，引发显性或隐性的通胀。（2）生产部门原料及能源后继供给困难，形成所谓“生产瓶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物资供不应求的现象，前者表现在消费品方面，货币似乎大于消费品供给。后者表现在原材料及能源即资本品方面，供给不足造成生产停顿，企业面临停产。
表面看，这似乎都呈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与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总需求大于货币总供给”完全不是一回事。货币需求大于货币（资本）供给，意味着通货收缩造成的经济危机。而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即货币超量供给，才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说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恰恰仅用了一这两个概念。
1991年在古巴，古巴领导人根据传统的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我讲在古巴没有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我对他们说：古巴人民手中持有巨量货币。但是物资、商品完全凭票证供应。离开票证买不到任何商品。而票证在黑市上具有价格。票证黑市价格，就是商品的黑市价格，也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价格。由于实物不可能供给而发行票券，限量配给。另一方面又大笔发行货币，用以支付工资和奖金。这就造成人民持币待购，造成民间巨大的货币存量。这就是隐性的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在计划经济中受到国家约束而发生的畸形表现。 反过来道理也是一样。科尔内说，“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特征。是计划失调造成的。如果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短缺”就可以消灭。这是大错特错的。短缺的实质是什么？是贫穷。单纯的市场经济能够消灭贫穷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重大问题。
你要知道，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许多人之所以热情地拥护“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消灭“短缺”，即可以消灭贫穷。市场空想主义（乌托邦）的根源就来自于此。
但是，请你看一看当今的世界。亚、非、拉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早已是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在近现代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中，例如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印尼、菲律宾以及非洲的所有国家，还有现在也已实施私有化政策和向自由市场转轨后的东欧和俄罗斯，是否消灭了短缺、贫穷呢？根本没有。
一些经济学家喜欢大谈特谈自由市场中的“自由竞争”机制。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是“优胜劣败”，“强（适）者生存”。但他们却似乎没有意识到，所谓优胜劣败，正是通过竞争实现两极分化的同义语。竞争中弱者的命运是什么呢？是“失败”，也就是贫困化。
所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意义中先验（必然）地包涵了贫困现象，即凯恩斯所谓“富裕中的贫困”。只是失败者的这种贫困，根据竞争机制下的弱肉强食原理，而被“自由主义”者看作天经地义的。
的确，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再会有“排队现象”，不再会有持币待购现象。为什么？因为穷人们手中根本没有货币。但是，照样会有“短缺”和“贫穷”。只是这种短缺已不是通过票证而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的，如此而已。钞票取代了票证，如此而已。所以，贫穷--短缺并不是计划体制本身造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记者：你对国企的效益问题怎么看？
何新：关于国有企业效益问题。这是一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在合理层面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凯恩斯的概念，即“资本边际效率”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经济问题。但实际上，主张私有化的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以这个问题预设一个意识形态的预设陷阱。提出所谓“国有企业效益问题”，暗含以下两个假定：（1）所有的国企似乎都有效益不良问题。这是假命题。（2）似乎仅仅国企特有效益问题，私有或非国企则无此问题。这又是一个假命题。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虚假问题，是熊彼特所谓的“虚构问题”。熊彼特在批判韦伯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提出“虚构问题”这个重要概念。他说：“所谓虚构问题就是分析家自己使用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其中包含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经济分析史》1-128）。荒谬问题必然引出荒谬答案。利用这一虚假问题很自然就可以引导到如下的思路：由于所有国企都有、并总有、并必然有“效益不良”问题，且解决不了。那么唯一办法就是“改制转轨”——转向解散国企的私有化是改善中国企业经济效益的必然出路。这就是“破产”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结论“人间正道私有化”。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是一个以问题的形式暗含了问者所要引导的答案的意识形态陷阱。
记者：但是，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确实有很多落败的实例。
何新：人们早已指出，国企有很多包袱，例如劳保、离退休人员等。而民企则没有这种包袱。民营企业实际上往往可以用低工资在竞争中打败国企。这个问题可以用马克思的经典术语来解释，就是民企的“绝对剩余价值率”高于国企。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国企缺乏一种与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机制和竞争环境的问题。
记者：您指的是什么？
何新：让我举个例子。你知道近年国内金融成立了一批股份制银行。
记者：是的，例如“邮政储蓄”。
何新：一家国有银行的基层行长曾对我说，股份制银行内部财务远比国有银行松懈，受监管力度小得多。因此表面上，股份银行与国有银行的储蓄利率是一致的。但实际上，由于其内部财务的零活“机制”，对大额储户，他们可以以各种形式提供资金优惠，包括提供高达4‰的贴水，即变相的高息吸储。这样，在与国有银行对储源的竞争中，股份制银行即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夺取和吸纳了大宗的储户，导致国有银行的储源急剧收缩。
记者：提供如此高的贴水和利息，但货款利率如未相应提高，银行不是会亏损吗？
何新：实质是亏损，但帐面则未必。只要能源源不断地吸入新增的储金，这种亏损在帐面上完全可以被掩盖起来。这就是一个国企在不公平竞争机制下之所以落败的实例。现在的中国金融业并没有对外完全开放，仍处在一个国家保护的外壳下。如果中国对外全面开放金融业务，开放人民币国内业务，则可以肯定，在与具有更灵活的内外机制的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将会被打得彻底一败涂地。
记者：当前在国内经济中，重复投资、生产过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问题是您1990年向政府指出的。但是，您认为国家当前应当如何面对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呢?
何新：解决生产过剩，有三种办法：
一是消极的办法，即破坏自身的生产力。例如我们从小学就知道的，3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力过剩，就关闭农场，毁掉农业机器，杀死奶牛，把农产品、牛奶都丢到海里去。
二是积极的办法，即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特别是拓展国际市场。西方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弃世界市场，正是由于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所决定的（但由此可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某些经济学家开给中国人的以"内需主导发展经济"的药方，乃是一贴毒药）。
三是搞垮竞争利润和市场的产业对手，从而保证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持久控制。从这个观点看，前苏联和东欧传统工业基础的崩溃，恰恰为美国及西方工业在这些地区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场机会。可以说，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即自杀性的经济改革，客观上帮助西方产业打垮了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产业对手。而且不仅是在这些地区，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工业也曾占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的广大市场。因此东欧国家工业的休克性崩溃，也意味着第三世界市场向西方工业的转移。可以说，正是“休克疗法”帮助美国和西方摧毁了苏联和东欧的产业竞争对手，这才是布什所谓“冷战胜利使美国获得和平红利”的真正涵义。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之初拒绝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推荐和鼓励我们试验“休克疗法”，从而取得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在近年来，我们却不断以各种绞杀性的经济政策，逼迫打压我国国有工业的内外生存空间，从而逼迫其破产，以此作为解决“生产过剩”的药方，这实际是在变相地重新走上“休克疗法”的前车之覆辙。
3、中国威胁论的经济含义
记者：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何预测？
何新：关于国家的前景，我只想讲两句话：①如果中国能够持续保持较长期的社会稳定，那么在21世纪上半叶，从总体综合国力讲，中国将可以成为世界超级强国。②但是，今后的10年对于中国也将是非常危险的10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汇聚而释放出来。
记者：您的根据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已经把过去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构基本上都打破了。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最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害怕的一种资源得到了解放。这就是中国所具有的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力这一资源——既包括体力劳力，也包括智力劳力。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十分优秀。这种优秀而廉价的劳力资源的解放，是使中国的产品能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占领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回顾80－90年代，我们会注意到此期间世界经济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和西方货币危机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同时遭遇了经济陷入停滞的“滞胀”危机。这种滞胀在西方表现为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在东方则表现为经济停滞和物资特别是消费品短缺。这实际上继30年代大萧条之后发生的又一场世界性的表现相对温和的大萧条。
记者：你怎样理解西方所谓“滞胀”？
何新：70年代美国经济发生了“滞胀”，当前中国经济中也发生了“滞胀”。所谓“滞胀”，实际是泡沫经济的同义语，即另一种表述或说法。滞是停滞。在实业生产领域中，生产过剩，库存上升，就业率下降。同时资本过剩，众多困置资金流向少数可以炒作的资产项目--股票证券、房地产，众多资金追逐有限的资本项目，造成其虚拟价值的无限膨胀，并带动相关项目的价格上涨，即通货膨胀。一方面是衰滞，一方面是通胀，这就是“滞胀”。这种情况的实质仍是经济（投资）景气不振的产物。美国于8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在全球解除汇率管制，让汇率随市场自由浮动，其结果是得以向世界滥发美元纸钞，造成了近年全球范围的滞胀。以自身的虚拟资产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向全球转移了滞胀，造成了美国90年代初以来的长期虚拟景气。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了冷战的加剧——实际是没有硝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及东欧集团（及经互会组织）的彻底崩溃。正是冷战的胜利，使得直到90年代初仍处在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中后期（克林顿时代）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复苏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回升。这一转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奇迹发生的根源在于三点：
1、 苏联崩溃及其为首的经互会体制的彻底解体，不仅消除了美国及欧洲的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工业竞争对手（包括在军火工业领域），而且为美、欧开辟了工业化投资的巨大新的市场空间，特别是东欧地区。从而刺激了美欧经济的复苏。
2、在美欧日的竞争中，美欧联合压制了日本80年代的西进（向南北美及欧洲）发展战略。随之美英联手在东亚发动金融突击，制造了震撼亚洲的金融危机，将日本经济锁闭于长期衰退的境地。同时在这一危机中由东南亚浮退出的巨额国际游资，被美国以“网络新经济”的投资导向牵引到美国国债和证券市场，使美国吸纳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外部资金。
3、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引入资金技术，与中国高素质的廉价劳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巨大的消费品出口国。这种廉价消费品主要以美国为出口基地，为美国消弭了发生通货膨胀的隐忧。
由此可见，中国成为出口国，事实上为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提供了一个强劲的增长源。然而，事物都是两面的，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一个变革的、动荡的、甚至酝酿着局部（也许是大规模的）战争的不稳定时代，正在临进。中国应该有所准备。如果没有近年中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突飞猛进的市场扩展的，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已持续遭遇不景气，本为这几年日子会很不好过。事实上，西方所谈的"中国威胁论"，最主要并不是指中国在军事上会威胁谁。因为他知道中国目前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高科技的军事力量还是不能匹敌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将会越来越高。同时，如果中国继续采取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话，人们所谈的目前一些看起来不可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狭小、人口众多、还有国内资源的稀缺这些问题，都会找到解决的对策。这些问题在中国一国经济体制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仅仅依靠内需拉动，资源会越来越少，土地会越来越狭小，人口会越来越多。但如果中国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和资源的话，中国的工业品向全世界输出，获取外汇积累，加上外部资本和新技术的流入，那么这些问题就都得到解决，而中国也将不断地强大起来，不可遏制。
记者：您提示了一种向外看的思路。但目前多数经济学家所谈的却还是关于“内需拉动”的问题。
何新：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向外看主义，就是外贸立国主义。没有对外贸易，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要搞资本主义，但他们却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祖宗不是亚当·斯密，而是重商主义。实际上，自宋代到清初，中国已出现了早期的向海外拓展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一进程被清初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而阻隔中断了。从实施这一政策之后，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清帝国亡于政府的财政危机。道光皇帝禁烟，有道德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白银外流，国内通货紧缩，政府面临财政危机。而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地理发现以后的世界市场开拓，却以进攻的态势勃勃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都是以小国寡民而成为世界霸主。靠的是什么？是开拓世界市场而取得的金融和商业的支配力量。
现今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段历史。滥谈什么中国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制度危机。殊不知，这些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单纯依靠内需市场解决不了工业化发展中的成本上升和资源短缺问题。
看一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在那样一个小岛上，聚集着2亿人口。就人口密度、资源紧缺和土地稀小来讲，比中国问题要严重的多。但日本仍然能成为世界先进强国，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市场在全世界。日本可以通过对外输出，输出它的商品、技术和金融，获取高附加值的收益，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西方现在发现中国也有人懂了这个道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向外看的国家。如果中国这种外向型战略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在未来的5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大国。
现在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在民用品这方面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生产国，比如服装、鞋类、玩具、家用电器。中国已经一块一块地夺取了过去属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市场，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害怕。因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循环，将可以象滚雪球一样，使得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主要就是指这一点。
4、股市圈钱的奥秘
记者：但您刚才说，今后10年也可能是中国不稳定因素萌生发作的10年。那么在您看来，这些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何新：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指导改革的思路有问题，也就是发展战略有问题。我们不能老是被西方的模式所误导。换句话说，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二十年的中国改革，有经验有教训，但是经验和教训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举一个例子，我预测，在今年（2000年），香港很可能再度发生金融危机。在上次金融危机前香港在英资带动下大炒红筹股和房地产业。这次换了一个新的虚拟的概念性的产品——“网络”——所谓的科技股，又在大炒特炒。许多人以为，高科技股就是高科技，这完全是误解。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庄家把一个概念做起来，注入资金，把它的股值炒高。散户们一看这个股值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为了追利就纷纷跟入。但当股值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庄的大资本获利回吐，逐步抛盘作空，股值就下跌。最终，那些跟它的散户们就象退潮后被晾在沙滩上的鱼那样，握着贬得一钱不值的股票无奈地等待下一次涨潮。如果庄家是外来的，如果赚到的资金被大规律地卷出香港，这就是金融危机。
华军网9月4日有一篇文章。讲一个深圳女孩在股市上发财的故事。用1万元几个月就变成40万。 但人们不禁要问，40-1=39，那39万从何而来？股市并不是印钞机，也不是人们从事生产的实业，这39万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乃是资本的直接增值。这是一个说法，但也只是一个说法，用这个说法解释不了那39万从何而来。 韩德勤写过一篇文章，揭开了这个谜。这篇文章把股票市场的原理讲透了。原来，那39万实际也是来自“集资”。与无锡邓太、长城沈老板一样，是用“高投资可获高回报”的预期，把大家（股民们）分散的钱“集”了过来，或者用一句行话说是把别人的钱圈了过来。有赚的，同时就有赔的。赚钱的欢天喜地，赔钱的叫“被套”。被套的一旦绝望就跳楼。
索罗斯1997年在东南亚制造了一回大跳楼。今天股市上一群“大鳄”仍在天天圈钱。天天有人赚钱、圈钱，就天天有人被套，天天有人面临跳楼的危机。
近年资金市场的非法集资与股市集资的本质具有同一性。可是邓太、沈老板因为非法集资被枪毙了。但受到经济学家论证和政策鼓励的股市圈钱却如火如荼。主流经济学家说，股民们的投资决策，是根据企业的效益。玩股的人都知道，这纯是欺人之谈。
股民们跟着庄家走。庄家选股则有随机性。通常盘子愈小，挑升愈快，圈钱愈容易。这也就是庄家们对二板市场特别感兴趣的原因。 讲透了，90年代赚钱的最优方式不是贸易和产业，而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资本套取。即直接圈钱。庄家的本钱愈大，就愈容易挑起股价高涨。股价一涨，小鱼们（即散户们）就上钩跟庄，跟得够多了，庄家就可以作空仓了。一空一抛，成千上万的大钱就圈到资金大鳄的肚子里了。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国家投资的方式基本上无非是两种。一是自由金融证券市场。一是来自国家财政。但这两者不是并行不悖的。开发西部需要资金，钱能从股市上集到吗？不能，钱都流入股市，政府也去炒股，不要说开发西部，就连国防也没钱了。入股市钱愈多，存在银行中和国家财政可以用的钱就愈少。中国经济为什么近年陷于困境？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中国最严重的腐败不在别处，当前社会的两极分化日趋尖锐。但导致这种分化趋向极端的区域，即在股市。股市本身是非生产性的经济,对国民经济不能创造任何财富，而只是对社会已有财富和资源实施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中的根本机制是“按资分配”。谁掌握的资本大，谁就有机会成为大庄家。股市是当前经济中的最大黑洞。这个黑洞比海关走私、比偷税漏税，不知要深沉多少。这个洞中流失的国产，被股市大庄家金融豪客转移而吞没的国有及百姓资产不是百万、千万，而是以亿万计。成克杰贪污4000万枪毙，但在股市上一年掠取几个亿的富豪却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5、金融突击和掠取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
记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呵。
何新：就是这句话。二板市场一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再一打开，不仅将进一步导致货币迅速集中到拥有大资金的股市巨豪手中，而且中国的金融血脉从此将源源流向跨国性的国际大庄家手中。 所以说，现代的金融帝国主义，已不需要八国联军，一不抢房子，二不抢地，只要金融自由化把金融证券市场的大门打开，只要让国际金融大庄家的资本自由进出，一切照国际规则办，国际大庄家就可以进来圈大钱。这就叫资本的进化。
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起因就在这里。直到后来俄罗斯国家银行的血快流干了，连当年力主推进自由化改革的总统叶利钦也受不了了，于是不得不重新限制资金自由进出，关起大门。金融危机促发政治危机，昔日的改革人叶利钦只好黯然告别政治舞台。80年代日本贸易对美国年年有巨额顺差，导致美国资金向日本逆流，日本企业在传统工业领域几乎打垮了美国所有的产业竞争对手。但是从90年代起，美英金融资本跟日本人不再斗产业，而玩汇率，玩股票，玩金融衍生工具。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打得小日本经济十年不振。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都是摆在眼前的教训。可奇怪的是，我们中国人却好象至今还是视而不见。现在是美资、日资、英资又在香港做市，把网络概念股炒高。这和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炒红筹股、房地产概念股情况相似，不作炒作题材变了一下。
自金融危机发生后，香港现在实体经济并未恢复景气。目前股市的景气是虚假的泡沫。实体产业的股票没有长，只有这些概念股在疯长。为什么炒家专做概念股，而不做实业股票?因为实业“盘”大，庄家做不动。而这些新概念股“盘子”较小，便于炒作。所以，香港今年有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我预测，9-11月最晚不超过明年春节。情况就见分晓。
［编按：这一章的内容主要采录自2000年3月初接受《华声报》记者采访的谈话。何新发表这些看法时，香港科技股还正在被高炒。原文连载发表在香港《广角镜》2000年第4/第5期。4月底，香港恒升指数惨跌，由18000点跌去4000点，一年以来，已跌到目前的10000点左右，何新的预言已被完全证实。］
这种资金转移将有利于美英日诸国释放和转移本国市场上的股市泡沫。这背后确实是一种国际资本金融策略的运用，我们也可将之称为“阴谋”。类似的这种不稳定因素还有。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国内也有这种鼓吹。如果配合着金融体制的改革，让大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的话，中国也必会爆发金融危机。
股市在本质上是大户用来“圈钱”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谁的资本大，谁就有本事在股市上圈大钱。
金融风险，究竟是来自哪里呢?来自西方金融资本势力（包括对冲基金等）。没有外部插手，一国内部的金融动荡，始终只是内部资本的再分配，对国家构不成大风险（这几年中国国内金融体系不断发生溃烂，但始终未爆发金融危机，原因在此）。但一旦有外部金融资本从中运用，性质就将完全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完全是来自英美金融资本有意识设计运作欲搞垮东亚，特别是香港经济的战略。如果我们在战略上不能识破这一点的话，那么，西方喂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吞下什么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就糊里糊涂地掉进陷阱里去。
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引人触目的新现实就是玩金融把戏的美英经济地位上升，而靠传统制造业的日、德、法、意地位下降。这个事实表明，金融突击和掠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和主要形态。金融竞争超过了工业竞争和商业竞争。这也是美国鼓吹的所谓“新经济”、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涵义。
在国际金融中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才有资格谈什么“知识经济”。没有巨额金融资本作后盾，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资格发展什么“知识经济”。中国几亿农民，两亿工人，数千万下岗人员，可以靠“知识经济”养活吗?
6、中国发展需要寻找正确的理念
记者：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层面讨论中国发展面临的几大问题，比如中国人口及资源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还有国有企业问题。您是否也有担心？或者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何新：对国内经济问题我一直在作研究。但是现在，我有些话还是不想说。不想说破，不想说透。我认为，国有企业垮掉不是机制问题，根本是由于指导政策失误。如果指导概念有问题，那么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会变成不利因素。如果指导理念正确，再不利的条件也能走出来。条件不利，会比20世纪初那形势更不利吗？那个时候，什么八国联国，什么西方列强，什么日本侵华，什么军阀混战，洪水猛兽，天灾人祸。但那时有毛泽东，他有正确务实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念，而且有一批杰出的精英。结果，不利因素终于被一个正确的路线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
现在我担心的是，指导我们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理念有大问题。我许多年来一直在批评这一套经济理念，但是我很孤立，我只能是自说自话。没办法!
如果我们有一套正确的理念的话，那么一切不利因素都是次要的。人们老讲中国物质上的一些不利因素，但那些物质不利因素不会比日本严重吧？日本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人口是中国的六分之一，人家那么狭小的国家，那么贫乏的资源，能够养活那么多人，中国为什么做不到？是理念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什么国有企业除了破产没有出路啊，都是胡说八道!
7、安国务求治本
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国家面临的首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何新：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连续27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已达到惊人的纪录。这些情况，都表明国家已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 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样多面临着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中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
你看香港报纸，香港失业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个点，香港舆论就会大吵大闹，指责政府无能。但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如此严重，人们竟麻木不仁，海外则喝彩叫好，讲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极！
我曾经研究中国秦汉以下200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廉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从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直到李自成，太平天国，无不如此。以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成份也是靠无业、失业的农民。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国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所以当前的社会犯罪问题哪些严重。听说两会代表对高法高检的报告不满意。抱怨治安不好，执法力度不够。其实问题在社会，光抱怨两院有什么用？仅靠严刑苛法有什么用？杀头能治国吗？不治本，贼愈杀愈多（曾国藩语）。为什么老子会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个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什么我们的增长率多少，哪些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1979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20年前，拥有似乎滔滔不绝的“石油美元”的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曾发起一个号称“白色革命”的经济的社会现代化运动：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造了非常现代化的豪华都市，购买美国最新式武器，建立了一支非常现代化的武装部队——中东地区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他的政权却无力克服经济中的失调和严重危机。无力制止社会中贫富两极的急剧分化，无力克服招致广泛不满的政治腐败现象。国王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让人民信服他的政权拥有道义准则。国王只迷信权力。
结果，1979年，国王的政府被一位手无寸铁、长期流亡国外的伊斯兰老教士以一浪又一浪、不怕流血但本身却非暴力的人民运动所推翻。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
法国有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共产党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8、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
记者：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您本人有何对策吗？
何新：简单说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问题。我国过去的投资方式，通过财政和银行，国家有计划地把资金分配给企业。这种体制下，好多企业背着沉重的包袱。效益不高。但是就业的机会相当地有保证。但最近十年来，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兴起。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吞噬金钱的机器。本可以用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通过股市转到了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股票市场造成了贫富分配的极其不均。
因为在股票市场起作用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小资本，那些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因为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回报，都转到股市里来炒钱。他们赚取的资金，一些钱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用来放在股市中滚。用钱去钓钱，钓穷人散户们的钱。钓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结果国内资金市场上出现了“货币荒”，也就是通货紧缩，钱愈来愈少。哪里去了？被股市大户们象钓鱼一样钓走了。
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兴，实体经济就愈萎缩。这就是目前国内经济的现实。
近几年来，社会上用于社会实业投资的资本数额越来越少，国家财政的钱也越来越少，国家不得不大量地增发国债。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出在投资结构和投资体制的这种变化上。
记者：除了投资体制的问题，您认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哪些？
何新：还有税制体制的不良。我们的这个税制改革，我认为是失败了。建立了一个模仿西方具有复杂税制的系统。现实中的情况是，任何一家企业，如果真按国家规定的纳税额度纳税，全都要赔钱关门。各种名目的杂税加在一起，总计是将近30%甚至40%的高税率。再加上10%贷款年息。哪个企业受得了？而复杂的计税方式，又恰恰为逃税漏税提供了大量的孔洞。这就意味着，一个企业全部收入的接近一半要用来纳税付息。现在哪个企业每投资100块钱，可以挣回这么多钱？
目前最好的情况，实业投资的利润回报率约10%，也就是投100元能挣到10块钱（这是极好的，极少的情况）。而按这个复杂的税率纳税，每收入100元，税要交30-40元，再加上银行的利率。企业不赔钱关门才怪。近年为什么那么多人搞假发票？总根子，我认为还是在于税制的不良。
据我调查和观察，我敢说全中国99%的私企都在逃税。不逃税它没法生存啊!但国企逃税比较难。为什么？国企逃税，钱落不到领导人自己身上，而被查出来他就得坐牢。他敢吗？所以重税负必然主要落在国企的肩上。国企能不垮台吗？现在看来，推荐我们照美式的西方式的税制模式来改税，这也是搞垮中国企业的一计。
还有一个大怪事，就是百业皆有税，只有炒股发大财的则几乎无税。怪不怪？那些股市大庄家，一潮卷过，几百万、几千万地捞钱，可几乎不用纳税（印花税微乎其微）。连所得税都不交。否则，这几年股市哪会冒出来这么多腰资巨亿的豪富？本来中国的税收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
再谈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本来中国有一个廉价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干的那个体系。但它一直受到学了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的攻击，说我们这个体系不好。为什么企业要管养老、管医疗、管伤病保险、管幼儿托儿？太不现代。太不合于“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砸三铁”，要打破重新搞。结果企业被搞垮了。
记者：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何新：有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考虑到中国所具有的综合国力已接近世界的中等发达国家，在若干实物生产方面已成为排名第一的世界大国。中国已有条件也有必要及早考虑规划和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具有三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依靠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福利体制”，即欧洲模式。一种是依靠社会保险基金及资金市场的英美模式。一种是依靠企业内部资金支持的“终身雇佣”制，即日本模式。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情，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综合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制的经验，应当通过立法保障和分段实施有步骤地规划和推进。建议全国人大建立专委会对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调研，综合评估其利弊，从而从法制上设计一个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以立法和法律确保其建立和实施。在现实中，可以采取分阶段推进，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失业严重、具有不稳定苗头的特殊困难地区先行实施。
还有教育问题。现在搞的这种所谓使教育面向市场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很不合理。全民教育在发达国家是被纳入于社会保障系统中的。公立学校的财政是由国家支持的。人类是平等的，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现在受教育的学费那么高，国家不管，却要把教育推给市场，名之曰“市场经济”，真是荒谬至极。
孔子讲有教无类。现在是受教育以金钱分类。一方面公务员就业要高学历，想得到好职业就都要有高学历。另一方面穷人孩子上不起学，更上不起大学。这一代没有机会，下一代还没有机会！什么“富人/贵族学校”之类，这不是新的种姓制度，要世世代代抛弃那些穷人吗？我看电视剧《其实不想走》流下眼泪。我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这一套。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套也不敢公然搞，也是受抑制的。
我们每年销毁大量假冒消费品，这是严重的资源浪费。有点象过去美国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向海里倾泻牛奶。现在美国人已不这样作，他们用过剩物资去授助贫穷国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学美国人？有选择地储存和选取一些，以实物形式调拨向西部落后地区提供给那些穷苦人口。这总比动员群众捐献旧物好。针对当前存在的生产过剩状况，国家也可以采取低价收购某些过剩产品，用以配给和救济高度困难地区的失业者的办法。这都是施惠于民的德政。
记者：在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会工程。
何新：对。我个人认为，江泽民同志领导中国的十几年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自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以来又一个盛世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学术思想自由、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四方来仪，万国归心。这很可能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百年世纪的开端。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在体制的转轨中，近年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由于失业和无业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的稳忧。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研究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有必要提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的战略高度上去筹措和认识。
实际上，江泽民同志近年已多次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性。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社会工程。它与西部开发工程、绿色环保工程可以并列为同等重要和具有伟大开拓性意义的三大工程。实际上，建立这一保障体系乃是关系国家社会持久稳定，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根本大计。
我前面谈过，真正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体现在国家财税收入的同步增长上，国家应当使这种增长的适当份额，每年有所递增地被用于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必须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上。
如果现在调整发展战略的话，也许还来得及。最近有人编了一本书，把我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搞在一起，称作是什么“智囊”。其实我不配。那些人不会喜欢我，认为我不懂他们那一套经济理论。我也真不懂。我是个笨人。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例如“破产”如何能够救中国？
我在经济学上只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我不研究《资本论》，不可能在1990年提出生产过剩理论。按萨缪尔森的观点，生产过剩早已是过时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早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个问题，西方已经解决。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在吹牛。现在全球经济仍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着!
那一套诱导别国搞“休克”的经济学，我就是听不懂。然而如张五常一类传布的伪经济学，却被一些人尊作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的《圣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显学，成为指导改革的“智囊”。以这种让人亡国破家的学问为政策领路，国家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9、较理想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
记者：我在采访中，有学者对我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巨大阻碍，比经济改革更重要，您怎么看？
何新：治国者若照这个方子办，明天中国就该立刻天下大乱。有一个怪事。你说台湾腐败不腐败？黑金政治，臭名昭著。可是为什么在台湾就没有学者煽这一套呢？还有南美、南亚，比中国政治腐败得多，怎么就没有人煽动这一套呢？
腐败的本质是一个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问题（破坏了规则）。而分配的失衡，源于当前中国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离析和失调。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基础和制度上。但有人总想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引到政治层面上，目的无非是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如果现在把腐败问题作为第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武化大革命。发动农民起义，杀光贪官污吏。那才过瘾。但是，这是幼稚，还是要自杀？
记者：那么您认为当前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何新：我已经说过了。中国目前首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扩大就业。杀贪官不难，解决就业难！就业问题是国家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的第一位指标，这个指标的含义超过其它的一切指标。当前国家应该的扫除一切不利于扩大就业的障碍，应该千方百计打开扩大就业之门。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我体会，发展不发展不能只看增长的百分比，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率一定会提高。从1980-1995的15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反映在社会就业上，是社会就业率的快速普遍的提高。而目前则是百业不振，到处在裁减人员，人心惶惶，怎么能让人相信经济在增长？如果就业率高了，失业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其它问题都可以放后一步解决，长一点解决，短一点解决都不成问题。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可以说是随时坐在火山口上的。我们不能预测，哪一天星星之火会形成燎原之势。因为好多人现在没饭吃。
据我了解，有的地方下岗工人每年只给他发200到300元工资，怎么活呀？有人说有许多就业机会，有活没人干。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那种“自愿失业论”的毒品。应该让说这话的人下岗，让他去试一试失业的滋味！中国并不都是上海、北京，很多地方真的是根本没有就业机会。
记者：如果反过来，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回到旧有计划体制下，让大家都有饭吃，都不失业，这自然解决了您所说的对当前中国来讲第一位的就业问题，但您不认为就是一种倒退吗？
何新：第一，可以肯定，我们不可能回到由国家统配一切的旧的中央计划体制。但是，第二，计划调配资源包括安排劳动力，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失为一种经济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国家在形势紧急时一样会搞计划安排。举个例子，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失业非常多，就是采取计划安排的办法。研究一下战后1945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日本和德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当时它们也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对此是可以借鉴的。实际30年代大萧条中，凯恩斯的政府搞工程办法，也是一种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计划调节的办法。理想的经济体制绝不是无政府参与的自由市场体制。我始终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是用国家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类似于二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有人说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不能相容。他说发生重复建设的原因是政府干预经济。他的逻辑是：政府审批项目，会导致腐败，腐败即重复建设。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按这个逻辑，法院、公安、海关也都该关门。因为这些管理部门也都有腐败。一切审批制度都可能存在腐败，那么，是否国家应该取消一切领域中的的审批制度呢？这个逻辑讲得通吗？行得通吗？！
记者：那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认为我们应首先注意或改善的是什么呢？
何新：首先投资问题上要注意抑制股市的畸形发展。经如有人问我今年股市会不会好。我说，股市在两种情况下会好。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好，企业不断产生利润的情况下，资金充裕，流入股市。股市会好。还有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人们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式，热钱入市，股市也会畸形的好。因为作别的投资，钱一投进去就没了，那么只有在股市能赚到大钱，所以大家都把钱弄到股市里去。现在中国就是这么个情况。今年股市也许还会好，因为其他行业百业不兴嘛。
但是国家要注意。如果在经济整体情况不好时，股市畸形地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股市就像抽鸦片一样，会把一个人的身体越抽越干。比如我现在身体整体情况都不好，我肚子很饿，但我找不到食品，那么让我服用鸦片，打吗啡，我会感觉肚子不饿，被麻醉了。但是，我身体的内耗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会死掉的。我认为在整体经济不良情况下股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种鸦片。现在在美国，在香港，在中国，畸形的股市都是鸦片。
记者：为什么在美国也是鸦片？
何新：这个问题讲起来话就太长。美国近年的繁荣，得益于别国的倒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地区约7000亿美元进入美国。在欧洲统一货币过程中，7-8万亿美金为规避欧洲金融风险也流入美国。苏联东欧垮台后，数万亿美金由前苏联、东欧流入美国。
这么巨大的净资本流入，美国经济能不繁荣吗？美国吃别人，花别人，害别人，整别人，当然经济好。但是请想一想，格林斯潘那老头子怕什么？为什么每次美国股市一爆升他就出来加息，泼冷水？他怕什么？为什么怕？实际上，美国的繁荣也是一团虚火。特别是全球的经济情况近年持续不好。
美国国家的负债额已达到惊人数字，仅年利息即高达2000亿美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风光一时的对冲基金老虎基金会近日亏损倒闭，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深陷于衰退和危机中。实业投资不景气，巨额资金闲置而流入股市，特别是美国金融市场。现在更有危机日深之势，搞不好要发生战争的。什么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纯粹是梦话!
记者：那您是反对国家在经济中通过股市这种方式作资本了？
何新：我不反对，问题在于指导的理念。股票市场是调节投资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高级的和进步的形式，在中国今日的国情下，放任股市自由发展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家应该用哪种手段调整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本来是应经过认真研究，审慎地作出评估后，再来设计和进行。但我们现在是，一味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表面上全盘照搬，实际上学的是皮毛。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我们把过去行之有效的调节手段全抛弃了，只因为有经济学家说股市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而我反对的就是这种理论。股票可以是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采用什么方式配置资源，要根据一个国家目前的总体经济形势去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估。
记者：您既然反对把股市当成调节投资的唯一手段，那您认为，我们应把股市和什么别的手段去并列运用呢？
何新：这几年国家根据现实情况，在政策中已不断加强了以财政手段配制资源的作用，方向是对的，但调节力度还可以加大。在这后面还应加上一个理性的计划的原则，就是陈云常讲的“量力而行”，“有计划、按比例”。
10、中国应当制订自己的全球战略
记者：的确，你呼吁过制定关系国际民生重大经济决策不可不慎重。您怎么看去年6月份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您对开发西部的消息感到突然吗？
何新：不。西部开发早在80年代就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的内容。这个问题去年初高层已有人跟我谈过。我认为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有远见的，但是在考虑开发西部时，不要作纯消费性的开发，要保护生态资源。另外，所进行的投资要考虑到它的回报，除基本设施之外，要开拓那里的市场。
特别重要的是，当着眼于西部开发的时候，要注意到西部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我们要把开发西部和复兴丝绸之路，开拓整个中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这个战略结构在一起。如果采用这样一种眼光去开发，那么西部开发就会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其实日本人近年已经在悄悄地做了。日本最近有一篇文章，讲日本应该进军中西亚地区，包括内蒙古、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加重对那里的投资和经济影响力，以此作为牵制俄后方的一种战略手段。你看他们多狡猾！我认为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开发西部的战略是非常有眼光的，是有深远意义的。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到这更深一层的战略含义。
记者：今年一月份，四次由中国政府亲自主持或支持的关于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召开，这表明中国在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也在东部和中部启动了网络经济发展，我不知您是否考虑过，因为工业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对资源产生掠夺并付出代价，那我们在西部开发上是不是可以直接向网络经济发展呢？
何新：我认为我们在网络经济上早晚有一天会发现又在上美国人一当。在网络上，美国的整体战略早已设计出来了。那是精心设计的一套谋略。我们地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吃大亏，所以还看不透。
英国和美国鬼子太坏了，他们对世界经济，对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是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战略设想的。这种战略设想他们已经设计好、实施了二百年了，而且基本的方针一直没有变。20世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挫败了他们的全球战略，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挫败了英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为争夺世界市场，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在这两次冲突中，发达国家受损伤，而殖民地国有趁机独立，参与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这是让英美很头痛的事情。从1945年到1985年，头痛了40年。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国，然后把其它国家有的变成外围的依附型工业国家，有的变成农业国家，有的把它作为只保存原始资源的国家弃置掉。就像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样，把他们隔绝起来，扔在蛮茺地带，让他们同化在原始的生存环境里。永远不要发展和进步，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心地区达到最高的发展，那些落后边缘区域则作为富人们打打猎，散散心的生态旅游地。
总之，英美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是有一个蓝图的，这个蓝图是很早就设计好了的，但是这个蓝图在20世纪被民族革命运动给打断了。承受着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的失败，英美现在想把这个蓝图重新实施起来。于是发生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的一个口号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价值冲突大过主权冲突。英美提出了“新干涉主义”，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理论。
20世纪30年代，西方有战略家，例如指导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理论是生存空间的理论。中国人对这些东西研究的太少，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里的含义实际是经济含义，是争夺世界经济资源和市场的含义。希特勒并不是疯子。
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
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研究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缺少一套全球战略。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分步实施，中国将可以在50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新兴国家兴起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没落，世界市场空间是有限的。这就是美国某些战略家拼命要抑制中国的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面临的国际关系和斗争是异常复杂严峻的。
11、网络殖民与网络安全
记者：您说，整个20世纪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的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的技术的供给国，然把把其它国家变在外围工业化的国家。可您前面说到，中国工业产品对世界市场的占领，是西方国家最害怕的事，您不认为这有矛盾？
何新：并不矛盾！我的意思是，西方有西方的全球化目标，中国也要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方略。不要盲目跟着西方走，不要那么幼稚，总是那么轻率地跟着美国人、英国人的诱导跑。这是避免上当的办法。我们已经上过不少当了！
记者：总之，您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并不看好，是这样吗？
何新：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工具，非常有意思。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新技术概念，非常有潜力。但是，它是技术工具，不是经济。把它说成是什么“知识经济”，这就是骗人。美英夸示这种工具，目的可能是利用它搞渗透，它还具有其它含义，有意识形态含义，还有金融的含义。他们发现有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懂，又乐于追时髦，于是利用它来推行他们的全球殖民化目标，我们还是头脑冷静一点好。
12、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当今世界，中国工业的出路何在？
何新：我1987年以后就一直在想，前苏联西伯利亚所存在的资源，可能是现在地球上除了南极以外蕴藏资源最丰富的，有煤、森林、铁、铜等，能发展工业的这些东西都有，但交通不便；而中国呢，巨大的人口，廉价的劳力储存，中国其实全部的问题，全部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是人口，如果以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人口只有两亿，人均产值马上就翻5倍；再加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资金、技术，这三个如能够组合在一起，马上就会形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工业区。所谓东南亚那一块就没戏了，因为东南亚先天不足，没有资源，而且没有劳动力的储存。台湾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台湾现在经济很不平静，他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岛内劳力短缺，二是岛内所有的资源都是跟日本一样靠外来。
记者：台湾是小岛，日本也是小孤岛。
何新：所以，当时我就设想这三个地区如果能够联合在一起，找到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那将是天作之合。形成这个想法是在1987年底，后来到1988年初，我把它写出来，这个想法形成一本书，就是《东方的复兴》，也就是21世纪的发展战略。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苏互补的问题。我说苏联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轻工业品，我国最大的问题是重工业拖后腿，钢材、基础设施，包括机车、铁路、电力不足，这两个不正好是互补吗？我当时又想到国与国之间没有硬通货，可以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来交换。当然，以上设想产生于1987年，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都已经具有了很大的不同。
记者：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经济的小三角，就是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东北部，形成东北亚经济济圈。
何新：是的，东北亚经济圈理论其实就是三点互补理论。但这个构想日本人马上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喊的多，推进的少，特别是日本不积极推进啊，他发现，最大的好处将落在中国人的身上。
记者：是的，他们担心一旦有资金技术，中国就将甩掉他们。学会了技术就不要靠他们了。
何新：对，中国占据着地缘中心的地理优势。日本人为什么使劲要北方四岛，这是战略性的，那不仅是他的北部边界，也是通向西伯利亚的桥头堡。现在可以说日本真正的眼光是集中在西伯利亚身上，他们本来想跟俄罗斯做交易，但叶利钦拒绝了他们。
我们要把中国现在发生的这个过程，同1840年以来发生的过程，连续性地看，中国的历史，一个阶段继续着一个阶段，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完成。这个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呢？邓小平讲，他说，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要到21世纪中叶。再过30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国家，相当具有实力的、相当强大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一是谋建东北亚经济圈，中日韩西伯利亚经济共同体。一是谋建中亚经济圈，以现在上海六国组织的政治合作基础深化发展为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东南亚经济圈。这三个经济圈意味着构建一个新兴的中心世界。这个新兴世界将使北美和西欧成为边缘地带。这个新世界的兴起也就意味着东方的复兴。
那么再到下个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将具有今天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地位，所以要把现阶段放在一个长远的过程当中去，这个过程在中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革。世界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东南方，只是一个资金、技术的传递带，他们的使命是向纵深传递，要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区，联起来。而这个工业区的大市场在哪里呢?就在世界的内大陆，现在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中西部，这一地区到现在为止，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的主流之外，具有巨大的沉睡资源、巨大的土地面积、巨大的潜在工业能力。
工业的运行不仅仅是一个纯经济运动，它往往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的运动，它打破了原来的秩序，重新组合。人和人的关系、社会的结构、资源和配置全部将被工业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我们的这个长篇访谈就要结束了，能不能用几句话对您的主要经济思想作一个总结？
何新：你真会给我出难题。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应该看作邓小平、江泽民对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近于列宁当年所设想的他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
在共产党执政下可不可以搞资本主义？应不应该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我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列宁20年代所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正是尝试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转轨。
在经历这一转变的20世纪20年代，列宁路线当时曾遭遇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对。左派指责列宁的“新经济”是由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和倒退。而列宁当时即已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在一定的阶段中，必须搞资本主义。这种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前进和发展，是在俄国当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为提升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只能作出的必然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唯一选择。
列宁认为，在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上，是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手段，而实现向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直接过渡的。但是在列宁去世后，列宁的上述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被斯大林曲解和弃置了。斯大林在30年代的苏联建立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统制经济，终结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当时所构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十分近似于德国于第二次大战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这种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比19世纪古典的小私有制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也优于资本主义的“斯密模式”（亦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实际上，现代英美经济体制，也早已不是古典小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模式，也早已转化为由国家大垄断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混合经济形态。
我认为，国家现在有必要全面考察研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模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们之间在投资、运行和分配体制上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斯密模式的诸多不同点。在这一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设计和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记者：这种混合经济能够使中国在全球化形势下参与全球竞争吗？
何新：我认为，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在各国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并不是自由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仍然也必然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跨国化大竞争。国家力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保护者（这就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根源）。
各国在这一全球性竞争中的得失成败，不仅会决定具体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事实上也决定了各个国家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生存命运。因此，在这一竞争中，国家必须高度关注指导国民经济政策设计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要警惕不要被处在国际竞争中潜在对手地位的那种国家所雇佣的经济策士离间和利用。必须警惕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理论的幼稚性和缺乏识别力，而向我国提供那种意在分解摧毁中国现有国家体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议。防止被其诱导和误导。这就是我这本书的最主要观点。
（本贴内容转自合肥市粮食局网站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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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14 14: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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